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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有人问，鲁迅晚年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我想，“文人相轻”可能是一个。在鲁迅逝世的前一年——１９３５年，鲁迅一连发表了七篇论“文人相轻”的杂文：１９３５年４月１４日写《“文人相轻”》，１９３５年５月５日写《再论“文人相轻”》，１９３５年７月１５日写《三论“文人相轻”》，１９３５年８月１３日写《四论“文人相轻”》，１９３５年８月１４日写《五论“文人相轻”——明术》，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２日写《六论“文人相轻”——二卖》、《七论“文人相轻”———两伤》。鲁迅的观点很鲜明：反对以“文人相轻”之罪扼杀文化人之间的尖锐批评——“今年的所谓‘文人相轻’，不但是混淆黑白的口号，掩护着文坛的昏暗，也在给有一些人‘挂着羊头卖狗肉’的。”（《再论“文人相轻”》，《鲁迅全集》第６卷Ｐ．３３５）通观《鲁迅全集》，就一个问题，不到半年连发七论，甚至有一天连写两论，这是绝无仅有的。虽然鲁迅在１９３５年写过九节《“题未定”草》，但其实只是三篇文章：《“题未定”草》（一至三）、《“题未定”草》（五）、《“题未定”草》（六至九），而《“题未定”草》（四）实系拟写未就（见《鲁迅全集》第６卷Ｐ．３９１）；１９３６年９月写过七篇《立此存照》为题的杂文，但那并非就一个问题的连续深入论辩。鲁迅为何要在生命的最后时机，如此关注“文人相轻”的问题呢？我先前一直未能明白个中底蕴。 ２ 历史疑案往往只能通过现实来诠释。１９９９年１１月，中国文坛突然出现了一个“王朔战金庸”的新闻热点。我对这一“热点”一直不大热心，但是偶然见到韩石山批王朔的文章，我突然有了想法——我终于明白鲁迅先生为何要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七论文人相轻了。韩 石山的文章题为《王朔为什么批评金庸》（载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２日《深圳特区报》)，文章的主题是：王朔批评金庸，说明王朔不走正道儿——“本来绝不相干的两个人，王朔硬要把自己和金庸连在一起。”“从文学品格上说，王朔和金庸差不了多少。若从人的品格上说，可就差远了，金庸和他笔下的人物一样充满正气，而王朔则以自己获得的声誉炫己骄人，其糊涂直可说到了皂白不分的程度。”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