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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迅与方志敏信稿的关系，我在1981年第2期和1986年第3期的《绍兴师专学报》上发表的文章，指出鲁迅保存的不是《可爱的中国》、《清贫》两稿，而是给党中央的信和其他文稿；《可爱的中国》、《清贫》两稿是胡逸民带给胡子婴，由胡子婴交宋庆龄保存，再由宋庆龄交给潘汉年的。经过激烈争论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后，也就不再关心此事了。而关于这事，去年我连续看到三五篇“炒旧闻”而又随意编造的文章，才又重读了周国伟、史伯英先生十年前发表的《鲁迅与方志敏在狱中信稿新探》一文(《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2期)，感到他们提供了可贵的史料，但对鲁迅与方志敏信稿的关系问题，仍然没有讲清。所以想与周国伟、史伯英先生商榷。 一、鲁迅两次收转方志敏给党中央的信 我在81年的文章中曾以确凿的史料说明：“1935年7月鲁迅从内山书店转收的给党中央的信肯定是程全昭送出的”，但周国伟、史伯英两先生把我的“肯定”说成“推测”，并说我的说法“有悖于历史的真实”，而提出是由胡逸民递送的，“时间在9月中、下旬”，“内容主要是三封信：给党中央的信、《遗信》、给鲁迅的信”，“传递途径是：方志敏———胡逸民———向影心———上海内山书店———鲁迅(胡风、吴奚如)———冯雪峰、潘汉年。”从这“途径”就可看出，是他们否定鲁迅收转过程全昭递送的方志敏给党中央的第一封信，是他们自己把前后两封信混为一谈了。 其实，我在上述两篇文章中，均谈了鲁迅两次收转方志敏给党中央的信的事。 第一封的传递经过，我在过去的文章中说得非常详尽，今简述之： 高家骏肯定地对我说，方志敏因在江西无法与党联系，想自己越狱又不成，而当时情势又十分危急，所以在6月下旬初，与高家骏商量，以为唯一的办法只有向党中央报告，通过社会营救，请宋庆龄、鲁迅等出面发起一个营救他的运动，所以叫高设法去上海送信。当时方志敏交给他四封密信，一封是给党中央的，用纸包好的，另三封分别给：宋庆龄、鲁迅、李公朴。 程全昭在给我写的材料中也十分肯定地说，她把给党中央的密件和给鲁迅的信送到内山书店是绝对不会错的，时间是7月上旬。 胡风回忆：“鲁迅从内山书店接到一封信，打开一看是几张白纸，鲁迅弄不清是那里寄来的，把白纸给我看，我不认识。我去找吴奚如同志，他说可以拿碘酒擦一下试试看。”胡风用碘酒擦后果然显出字来，“其中有一封方志敏同志给党中央的信，还有一封给鲁迅的信”。“信上的内容是：请鲁迅、宋庆龄、蔡元培等以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向社会发动一个营救他的运动。”胡风把给党中央的信给吴奚如。(见《鲁迅研究动态》1980年第6期) 吴奚如回忆：“有一天，胡风拿着若干张白信纸匆匆跑来找我，说是鲁迅先生收到内山书店转给他的信”，胡风显影后一看，“原来是方志敏托人送来的”，“那信是请求鲁迅约孙夫人和蔡元培先生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向社会上发动一个营救他的运动”。吴奚如还说：“我留下了给中央的报告”。(《鲁迅先生和党的关系》《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 四人回忆完全一致，并互相衔接，第一封信的时间是6月底7月初，内容是关于营救的事，传递人员高家骏——程全昭——内山书店——鲁迅——胡风——吴奚如，是由胡风显影接收的。与冯雪峰、潘汉年无关。这就是“历史的真实”。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