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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怎么不愿听人议论新诗，也不能不承认其中确有需要我们反思之处，当此之时，听到新诗在“鲁迅文学奖”中“火”了一把，真似“柳暗花明”，为传来新诗走出低谷的信息而欣喜。在全国书市，我找媒体一再宣传获“全票”的《羞涩》，不想，出版它的长江文艺出版社本可趁它“全票”大大促销它时，竟然无此书卖。不是脱销，而是从未卖过。对此，说法太多，难闹明白。读到石湾同志《找不到的获奖书》才知，获奖书里，还有自费印几百册，排版印制很不规范，以致有评委对它提出疑问的印刷品。由此，我只能怨自己未能与时俱进，实在是少见多怪。 本来，作者怎样写，写得怎样，是作者自己的问题；从读者个人的阅读兴趣，也可在非全票的作品中找到自己之所爱，这正是“百花齐放”的正常状态。但，“全票”二字，是专家一致推举的作品，读者看准它为榜样，颁奖者则以它体现组织上的“导向”，自然也是一种必然。此时，看到《诗刊》对其选萃的介绍，欣然读来，却不免为之失望而怅然。 我不能说它写得很坏，但绝不能说它是好诗；若过去有些诗写得浅白直露而被读者所弃，那么，只在文字上“弯弯绕”也绝不能使诗深刻、含蓄；诗，作为语言艺术的语言，“大白话”要白得像白开水自然难谈什么艺术，但读得疙疙瘩瘩，且不说诗的语言之精粹、简练和它的音乐性，在阅读中自己都闹不清它是语不顺还是理欠明的别扭中，要说它好到哪里去，也只能自欺欺人。当今被认为最“现代”的“九叶”诗派中的兄长辛笛，最近接受采访，在同意报刊对目前一些诗况的批评时，总结自己七十年写诗的甘苦，有“新诗易写难工，旧诗难写易工”之言。如荐介《羞涩》的首篇《父亲》，从某些地方看，它完全可能写成一首好诗，但现在绝不能说它好。如此行文的表述之风，并非自这位作者始，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海外某些以法国象征主义鼻祖波德莱尔为偶像，恰恰又反波氏形式精巧纯粹之诗化而追其“颓废”，并“颓废”于形式的散漫凌乱，有时语态语构则语无伦次，如同梦呓。虽然无人可以不让它披以“现代”的外衣，但对无视或无知于它在彼时彼地出现的社会和文化根源，而将它已恶质劣变的形态生硬地“引进”者，人们尊敬的学者钱钟书先生生前对他的邻居朋友说得真好：“外文都认不得几个，还大谈‘现代派’只能是骗子!”本来，模仿，哪怕模仿什么经典范本，都不是为诗之道，若再生硬模仿骗子“引进”的一些非诗化的东西，能有什么结果呢?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