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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我们可以同意葛红兵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评价，但他这种总体评价的思维方式和论证角度却是错误的，他的失误在于用一种简单的道德评价来对待异常复杂的作家及文学评价，而他对道德的理解有时相当浮泛，有时又相当狭隘。 关键词 道德批评;审美立场;人格标准 葛红兵发表于2000年《芙蓉》杂志的长文《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引起了较大反响，有人拍手叫好，有人不屑一顾。但以一篇论文刺激一下世纪末喧嚣混乱而又死气沉沉的文坛，应该说很有意义。而且“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给我们留下一份什么样的遗产”， 的确是一个值得作家、批评家、学者甚至普通读者认真思考的问题。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上，葛红兵的态度是严肃的，结论是悲观的，表达方式是刻薄的。但深刻的分歧在于:我们可以同意葛红兵的总体评判，但他做出这种总体评判的思维方式和论证角度却是错误的。 在我看来，葛红兵的失误在于他用一种简单的道德批评，来对待异常复杂的作家及文学现象，而他对道德的理解有时相当浮泛，有时相当极端，有时又相当狭隘。这主要体现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作家”中。 归根到底，文学的历史是作家的历史，作家的历史又只能是作品的历史。作家所以是作家，乃是依赖于他毕其一生精心创造的作品。“与其说歌德创造了《浮世德》，不如说《浮世德》创造了歌德”，作家由作品来创造的，除此之外，他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员，他有着每个人都必须承受的生老病死的苦难，他的内心矛盾重重，他的人格也可能相当分裂。正如心理学家荣格所精辟论证的那样:我们应该区别作为作家的“他”和作为个人的“他”。作为作家他应遵循作家的道德——那就是创造出不朽的作品奉献给人们，但作为个人的他未必成为所谓“人类道德的楷模”。非要在一个作家身上寻求“伟大的人格”，乃是用“圣人”、“勇士”、“殉道者”的尺度来衡量作家，表面上是提升了作家，实际上是取消了作家。而“伟大的人格”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它常因历史的变化、立场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的内涵。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一个作家人格的分裂性、变异性、多重性，但不能把人格作为判断作家的主要标准。作家存在于他的作品中，对作品的忽视乃是对作家最残忍的方式。而且，作品与人格并不存在着绝对的正比。圣雄甘地写不出《罪与罚》，特蕾沙修女写不出《呼啸山庄》，但放荡的拜伦留下不朽的《唐磺》，同性恋的王尔德留下迷人的《道林·格雷的肖像》，李白沉溺酒色孕育了那么多壮丽的诗篇。既然如此，葛红兵的道德批评，就不能有力地切入文学的本质，切入作家创造的本质，因而显得表相、空洞，“不得其门而入”。何况葛红兵心中的“道德”是超越了一般“道德”的极端化的“道德’，，当这“道德’，在他心中膨胀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时，他就会愤愤不平地指责鲁迅拒绝回国刺杀清廷的走狗。没有成为徐锡麟，就是“怯懦”吗?如果成了徐锡麟，鲁迅又何在?我们到哪里去倾听一个伟大先知激越而苍凉的呐喊?难道一个民族文化上的伟大成就不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价值?葛红兵又用一种窥探者的口吻大惊小怪地问道:“因为童年长期有性格压抑以及成年后长期的性压抑，鲁迅真有没有一点性变态?在我看来，鲁迅有没有性变态和作为作家的鲁迅是一种更深入、更内在、更隐秘的精神联系，但不是道德联系，有性变态不能贬低鲁迅的伟大，没有性变态也不能证明鲁迅的伟大，这个问题如果从心理批评的角度探究，能够获得对鲁迅作品的一些新的感悟、新的认识—一个作家的生理现象怎样通过文学转变为精神现象，其被压抑的本能又如何在作品里奇妙地升华。但葛红兵在道德的意义上、层面上批评鲁迅的性变态，恰恰证明了自己本身怀有一种性变态的激情。谈到钱钟书的时候，葛红兵更摆出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架势:“他实行的是乌龟哲学，驼鸟策略，他假装专心于学术，对周遭正在发生的惨无人道的事情视而不见，强权之下不反抗就意味着同谋……。”首先，说钱钟书“假装于学术”已近乎人格抵毁，说钱钟书“视而不见”只是葛红兵的头脑简单，他还缺乏一点人生阅历去领悟一个乱世隐士内心的痛苦和煎熬——不是视而不见，而是无能为力。最后一句“强权之下不反抗”，说得是义正辞严、理直气壮，但这类漂亮得有点令人厌恶的话，也只有没有经历过十年文化大革命血腥恐怖的“新人类”葛红兵，才会这样轻飘飘地说出来，但也会轻飘飘地随风消逝，因为这是一种脱离了具体时代、具体环境的不切实际的苛求。固然，我们对顾准、张志新的“以死抗争”表示崇敬，但我们没有理由要求钱钟书也变成他们。在“兼济天下”只是一种非非之想的情况下，退而“独善其身”，当时又谈何容易!当葛红兵浮光掠影地谈及“端木蕻良对萧红、杨骚对白薇、茅盾对孔德紫都是始乱终弃的典型”，还有什么“丁玲与叛徒冯达同居”之事时，我就越来越悲哀地感到，葛红兵的“道德义愤”已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了。只要是一个稍明白事理的人就会知道，私生活永远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就是置身其中的当事人也说不清谁是谁非，谁对谁错，但葛红兵竟在多年之后以“批评家”的身份充当起他们的“道德法官”来了。把一个作家和情人之间恩恩怨怨的情感纠葛，也当成作家“人格的垮台”、“良心的失落”，除了显示出葛红兵的道德批评走向荒唐之外，在观念上并没有更新的花样，他不过是又一次重复了在小市民中广泛流行的“文人无行”的陈腐观念。最终，我们看到葛红兵抛弃了一个文学评论家应该具备的审美立场，向道德批评无保留地屈从、无保留地认可，他“哗众取宠”地说:“我宁可认为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是王实味、遇罗克、张志新、顾准……虽然他们当中有的人一生没有写过什么文学作品，可是他们的人生就是一篇完美的诗章，他们写出这样的作品，难道不能叫文学大师吗?在这些文学大师的名字后，为什么加不上雷锋、刘胡兰、董存瑞?他们的人生从另一种角度看，不也是一篇同样完美的诗章吗? “一切真正热爱文学的人都会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感到遗憾”，在文章的最后，作者这样真诚地感慨，我们也有着同样的心情。但怎样全面、系统、有效地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却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如果不能够细读作品并深入作品的内部结构里，如果不能够贴进作家备受凌辱的心灵并且理解他们创造的艰辛，对一些优秀的作品缺乏审美意义的感知，如果对一些杰出作家缺乏尊重与理解，如果仅仅以一种外在的、简单的而又相当粗暴的道德批评“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那么，我们要说，这篇悼词并不具备文学批评的意义。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