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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那场白话与文言之争，即“五四”白话运动的是非功过虽说早有定论，事隔七十多年之后，运用新的视角对其重新评价，应该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遗憾的是我们看到郑敏先生发表在《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题为《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以下简称《回顾》)一文，却对那场运动作了不很适当的评判。无疑郑敏先生是怀着学术探索的良好初衷，在回顾过去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新诗创作三次面临的道路选择，三次都与语言的转变有紧密关联的具体描述等方面确有精采之处。但综观《回顾》全篇。也确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本文将就有关问题发表一些粗略看法，并就如何评价这场运动就教于郑敏先生。 关于“语言学本质上的错误”《回顾》在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时指出，文言文在20世纪已不称职是显然的，因而其受新文化新政治的冲击也是必然的。问题的关键不在汉语言文字的现代化改造本身，即文言文要不要改造，而在如何对其进行改造。《回顾》认为这种改造应在旧的本质基本不变的基础上进行，而不应当从推倒传统出发来加以革新。但从历史资料看来我们的白话文及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即胡适、陈独秀他们却是从推倒传统出发来革新汉语言文字的。这就犯了“语言学本质上的错误”。因为根据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这种“语言学本质”便是一个民族与它的母语之间的无选择的关系”，并且“语言总是前一个历史阶段的继承者”，“事实上没有一个社会，除了从祖先继承过来，而且照样接受的语言之外，还知道什么其它的母语”。这种语言的不可更改性在于“它是唯一任何社会成员都参与的一种社会行为。它的稳定性在于它与社会生活的全面认同。”(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我与郑敏先生的分歧不在于对索绪尔理论的赞成与否，而主要在于对我们民族“母语”的理解。因为这种对于“母语”理解的分歧将直接影响到对胡、陈倡导白话文运动的不同评价。 在《回顾》看来，我们民族的母语就是文言。我们姑且不去讨论这种观点有无其它理论依据，仅就《回顾》本文引为理论基石的索绪尔语言学理论而言，也是不能给予证明的。上文已经提到，索绪尔关于“母语”的定义是“唯一任何社会成员都参与的一种社会行为”，并且是“对社会生活的全面认同”。那么文言是否具有索绪尔所规定的“母语”的语言品格呢?从文言数千年的运用史来看，并不具备这种品格。因为社会的“大多数”是被排除在文言的运用史之外的。至少说文言在其历史演进之中早已失去了母语的品格与地位。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