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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第二期《探索与争鸣》杂志发表了刘东超先生《王朔与流氓文化》一文，该文对上海大学葛红兵教授、南京大学王彬彬教授之间发生的关于王朔问题的争论进行了诘难，该文态度中和，评价比较公允，对厘定目前中国学界在“王朔之争”上的根本分歧，认清王朔现象的本质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其基本方法和观点笔者不能同意，有的地方还欠深入。 中国学界围绕王朔的争论已持续十几年，先后参与“王朔之争”的学者、作家不下百人，其中著名人士就有王蒙等数十位。中国学者为什么这么热衷于谈论王朔?其原因不仅仅因为王朔这些年一直处于创作颠峰，其影响力越来越大，更主要是因为围绕王朔展开的实际上是一场文化观之争，对当代中国文化的根本判断之争。学者们所争的可能并不是王朔本身，而是到底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化，如何理解中国文化的走向，学者们在王朔之争中展开的是基本文化观念的碰撞。本文试图对此作出分析，以应和刘东超先生的评论。 如何认识“文革文化”? 如果把“文革文化”看成是痞子文化的大泛滥，那么王朔就可能被看成是“文革文化”的代表，批判并拒斥王朔全是情理之事。王朔在这种视野中常常被看成是文革培养出来的痞子化了的一代人的代表，他们因为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缺乏起码的文化修养而行事粗鄙。王朔笔下的主人公表面的流氓气是他受到上述攻击的重要原因。王彬彬实际上是持上述观点的。但是，如果把“文革文化”看成是顺民文化的大泛滥，那么王朔就可能被看成是“文革文化”的敌对力量，接受并褒扬王朔也便合情合理了。王朔在这一视野中常常被看成是顺民意识的反抗者，他的粗鄙正好在形式上与顺民意识构成了对立，他对文革话语的调侃式、反讽式运用，为上述观点提供了佐证。葛红兵实际上是持这种观点的。 这种基于对“文革文化”的基本认识的分歧而产生的对王朔评价的分歧，刘东超先生没有看到，而实际上这一直是王朔之争的一个隐性前提。从王蒙的《躲避崇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文艺理论卷》，1996年第3期)到葛红兵的《别忘了!王朔只有一个》实际上都包含了“文革文化”是顺民文化、愚忠文化的基本判断；而在这一点上王彬彬《中国流氓文化之王朔正传》、刘烨园《当下粗痞文化的新根系及其他》(《精神收藏》，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等的判断则是完全相反的。 究竟如何理解上述观点分歧?笔者认为上海的另一位批评家朱大可先生的观点(《流氓的精神分析》，网刊；《中国报道》，2001年11月)值得读者细读借鉴。笔者的观点是：“文革文化”并不是流氓文化主导的，“文革文化”恰恰是流氓文化的反面顺民文化、愚忠文化的大爆发，显然，王朔在精神气质上构成了(作为顺民文化、愚忠文化的)“文革文化”的逆反，葛红兵在这一点上的看法是对的。对于上述文化观上的根本歧见，刘东超通过梳理“流氓”一词的词典义，试图对二者的分歧加以规范的做法实在欠妥。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封建文化都是建立在精英文化的基础上的，“文革文化”不是民间流氓文化的泛滥，而是封建顺民文化的泛滥，红卫兵表面上是“暴民”，实际上只是由假暴民意识装点起来的顺民而已。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