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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五四”新文学充分世界化只是一种策略，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学。因此，中国新文学的母体不在西方，而在中国本土。 关键词 “五四”新文学;母体;辨析 诗人周伦佑在《反价值时代》一书中提出“中国新文学母体在西方”这一观点。他认为中国当代新文化人对西方的神往(如北岛、杨炼、江河、张枣等移居国外)，其动因不主要是政治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它主要是一种文化上的“恋母情结”在起作用——从西方文化母体衍生出来的中国新文学渴望被母体认同，希望重新回到母腹中去。其理由如下: 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史看，它的最初精神和基本形式主要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它不是中国本土文学(文言文学)的自然延伸，而是中断，故而它的母体不在东方。新文学每一种新风格、新形式的出现，都是对西方某一流派的直接移植与模仿:如李金发之与法国象征派，戴望舒之与法国后期象征派，艾青之与凡尔哈仑等。 表面上看，“五四”新文学猛烈反叛传统文学的姿态，以及与西方文化的亲密接触，似有弃东投西、唯洋是瞻之嫌。而由此说明“五四”新文学的母体在西方，其理论上的急躁是显而易见的，其对中国新文学发生史的把握也是表层化的。透过罩在新文学与西方文化上这层温情脉脉的面纱细加分析，此说有难令人信服之处，故试提出并与诗人周伦佑商榷。 首先，“五四”新文学反抗传统之腐质，“打倒孔家店”，只是要打倒僵化的道德伦理思想对文学的束缚，打倒滞重的语言形式对文学的钳制。在此基础上，通过“扬弃”催生传统之新质。“五四”新文学倡导者中虽有激进如胡适、陈独秀，总的来看，他们的思想还是改良的，甚至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上的策略。“……借西方文化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因为这些激进派明白，东方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而西洋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故要建立一个中国本位的新文化，必须充分世界化。胡适对此有明确的解释，“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若我们自命领袖的人也空谈折衷选择，结果只有抱残守阙而已。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凡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很显然，胡适的全盘西化论并不是周伦佑先生及很多人所说的那样，胡适的全盘西化论自有他的道理。他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病，深谙几千年来已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烙在中国人身上的文化惰性，要使中国人在“五四”的大潮中走向健康的道路，只有全盘的放弃和吸收，那样，借着一种折衷调和的心态，中国的文学、文化才会真正地发展起来，中国的本位文化才能够彻底地建立起来。虽然其主观愿望和实际效果并没有达到完全的统一，但在那样一个文化、文学、思想观念发生大变动的年代，能有这样的气魄和壮志是难能可贵的。同样，在这里我们可清楚地发现，胡适先生及其他诸位同仁的充分世界化并不是以割掉传统为代价的，他们只是把传统中腐朽的东西割掉，而把精华的东西与西方的先进东西加以融化贯通。只是由于当时整个国际国内的形势，这一结合不那么完美而已。我们现在已意识到这种弊端，但一由此说中国本土文化在“五四”时期及以后新文学中“中断”却是不确切的。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说:“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胡适的新诗创作虽然以白话代替文言，打破原来规整的诗行，而诗中回环往复的韵律、传统的意象，都带有传统诗歌的痕迹。胡适稍后总结:“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女回头看她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胡适看到的还仅是外在语言形式的承继，而“五四”新诗内在的诗歌生命节奏和美学特征是无法真正脱离传统的。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