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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张爱玲是八十至九十年代大陆文学界的热点，她不仅改变了人们对现代文学史一个重要环节的认识，还直接影响到当代文学创作。王安忆、贾平凹、苏童、叶兆言等一大批青年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对张爱玲发生了浓厚兴趣，并在各自创作中留下清楚的痕迹。1995年9月，张爱玲在海外逝世，“张爱玲热”又再度掀起，许多有分量的研究著作和传记陆续出版，张爱玲的书也由零星印刷渐渐发展到比较的成系列。目前大陆还没有出全集，但香港皇冠版全集并不难觅得。随着时间的推移，张氏全集大陆版应该不会遥遥无期吧。 但迄今为止，一个极大的问题仍然没有引起读书界的重视：人们一直把张爱玲分割为二，一是四十年代昙花一现的张爱玲，一是五十年代后漂泊海外自甘寂寞的张爱玲。大陆谈论较多的是前一个张爱玲，而对后一个张爱玲则注意得很不够。虽然张氏根据她1950年在上海《亦报》连载的长篇《十八春》改写的《半生缘》(1967年香港皇冠)最近搬上了银幕，她1952年由沪迁港、定居美国直至客死异乡的踪迹也屡有披露，但所有这些，与完整呈现文学家张爱玲五十年代以后的创作活动，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袁：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郜：从中“作梗”的，主要是张氏1954的在香港发表的两部长篇《秧歌》与《赤地之恋》。海外最早对这两部书私下或公开作出评介的是胡适与夏志清，他们褒多于贬，不乏真知卓见，但也尽显了各自的偏见。海外学者带着偏见及时关注了张爱玲这两部长篇，大陆学者则因为自己的偏见至今还不愿正视它们。1984年《收获》重登张氏旧作《金锁记》时，柯灵先生写了《遥寄张爱玲》一文，谈到《秧歌》、《赤地之恋》，即不假思索全盘予以否定，理由是“政治偏见”，“虚假”，“不真实”，连“作者没有农村生活经验”也成了抹煞其创作的依据。柯灵先生的观点隐隐已成为定论，十多年过去了，张氏五十年代以后的创作很难得到客观而公正的对待。一谈到后期张爱玲，似乎就只有《红楼梦》研究，《海上花列传》译注，以及其他用中英文零星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小说家张爱玲被腰斩了，她的形象和价值，就定位在四十年代那几部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上面。 袁：在张爱玲研究中，确实存在着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到底应该怎样估计她五十年代后的创作?能否以五十年代为界线，把她分割成互相没有关联的前后两部分?如果不能，又将如何看待她前后期创作的内在关联?如果把五十年代前后的张爱玲当做不可分割的整体，对她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会不会作出和现有的定论不尽相同的描述? 郜：1995年冬，张爱玲逝世的消息传到国内，陈子善先生特地将新发现的张爱玲学生时代一篇习作揭载于《文学报》，作为对这位旷代才女的纪念。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它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们想完整地了解张爱玲其人其书、爱而欲其全的愿望有多么强烈。既如此，又有什么理由避而不谈她在五十年代创作的两部直接关系到后期文学活动的长篇呢?因为争议甚大，话题敏感?不是的。这两年文坛争96论可谓多矣，许多人担心的并非有什么不便争论，倒是能够想到的话题差不多争论完了，无话可说的危机已悄然而至。《秧歌》、《赤地之恋》之所以很少被人讨论，我想主要因为从当代的文学史框架和文学观念出发，根本就不把它们当做问题。换言之，这个现象隐藏着当代的文学史框架和文学观念本身某种有待分析的问题。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