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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文化大革命中，文艺工作者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林彪、江青等人的专制统治进行了殊死的抗争，写下了当代文艺史上动人的一页。离开文化大革命的特定的政治环境，来苛求中国文艺工作者，是不合适的。 关键词 文艺工作者；文化大革命；抗争 文革结束已经二十余年了。发生在中国大陆的这一场空前浩劫，文艺界受害最为惨烈。对于中国文艺工作者在文革中的行状，多年来已有过不少描述和评说，其中固然不乏见仁见智者，但如葛红兵在《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家写一份悼词》一文中对文艺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集体人格进行诋毁者，则极为少见。在该文中，他批评老舍的死，“不是对现实的抵抗，相反是对现实妥协顺从之后依然得不到现实的认可的产物”。他指责钱钟书在文革中“实行的是乌龟哲学，驼鸟策略，他假装专心于学术，对周遭正在发生的惨无人道的事情视而不见，强权之下，不反抗就意味着同谋”。他嘲笑今日文艺界因“巴金写了一份忏悔书，我们就原谅了他，重新拜倒在他的脚下”，“周扬只是检讨了一下，我们就认为他真的是好人了。”他说“唐弢这个将鲁迅当成师傅的人，一旦坐到牢里就彻底忘记了师傅的好处，文革中他在四川坐牢的时候写交待材料，对鲁迅就采用了揭疮疤的方法。”他说，“郭沫若面对强权连自己的儿子都不敢保护，这样的人我们能希望他有什么信念?有什么意志?他能承担什么?能抵抗什么?又能维护什么?”进行了这一连串的“揭疮疤”和质问之后，他对中国文艺家在文革中的整体表现作了这样的概括：“文革中，作家的死亡(不管是精神上，还是思想上的死亡)，根本用不着专制者动手，真正痛下杀手的是作家自己，他们互相残杀，他们窝里斗。”他进而认为：“知识分子彻底地被击垮了，中国作家的人格垮台了，他们失去了一个作家进而是一个人的良知，正义感消失了，勇气消失了，留下的是一份苟活于世的圆滑与世故。”他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二十世纪中国作家总体人格形象不佳。” 葛文并非是专谈文革中的中国文艺家的，但他所列举的文艺工作者在文革中的种种表现，却成为了他立论的重要依据。对于葛红兵的这些论述，我只能感到惊讶和困惑。对于没有亲历过文化大革命的葛红兵来说，文革终归不过是历史教科书上的悲惨一页，他永远难以体验到这场灾难带给人们的那种悲恨交融的生命之痛。因而当他一本正经地批评中国文学家的时候，便难免产生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滑稽之感。就如一艘小船被狂风巨浪打翻，落水的人或已被波涛吞没，或还在挣扎求救，而这时却有人悠闲地站在岸边，不惟无动于衷，反而喋喋不休地指责淹死者太缺乏坚持精神，求救者太少勇敢镇定一样。可以说，葛博士虽然博学，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了解却过于贫乏。离开文化大革命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来高谈阔论中国文艺家应该如何如何，不应该如何如何，或者简单地拿萨特与中国作家类比等等，都近于无的放矢。 文化大革命，它是人类文化史上空前未有的一场劫难，即使是经历了建国后多次政治风浪的中国知识分子，也缺少对它的任何的思想的心理的准备。文艺家们应付以往的各种政治运动的经验几乎一下子全都失灵了。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是挂黑牌、戴高帽、剃阴阳头，对付他们的是罚跪、皮带抽打、拳脚相加，还有轮番的刑讯逼供，万千人喧嚣的批斗大会，不分青红皂白的株连家属子女……在这样一种无真理、无正义、无人性的疯狂岁月里，要按照葛红兵所要求的那样，效法萨特，勇敢地走上街头进行抗议，表现所谓“二十世纪作家的良心”，那只不过是对文化大革命一无所知者的痴人说梦。 但是，即使在那样的疯狂的年代里，中国文艺家们的表现也并非是“整体的人格形象不佳”。实事求是地分析一下他们在文革中的情况，我们就可以发现，尽管文艺家们在文革中的遭遇不尽相同，他们的性格行为也各有所异，但绝大多数文艺工作者都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文革进行着抗争，以自己的血恨和生命，抒写了文革历史中值得铭记的一页。应该说，这才是文艺家们在文革中的真实状况，这才是文革历史的本来面目。而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是每一个文史工作者不应回避的责任。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