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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沦陷区文学研究中的“历史的原则”，是把沦陷区文学放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研究其发生发展的历史情形，研究其不同的历史形态，而后对不同形态的沦陷区文学，就其对抗日战争起了何等作用及其艺术性，分别作出历史的评价。在运用“历史的原则”时，史实不能遮蔽，政治不能回避，不能不讲民族大义。 关键词 沦陷区文学 历史的原则 史实 政治 张泉先生写了一篇长达2万多字的文章：《沦陷区文学研究应当坚持历史的原则——谈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史实准确与政治正确问题》，就沦陷区文学评价问题，批评我及裴显生、王凤海、冯光廉、蓝海等先生的所谓“全盘否定”的观点。主要是批评我。 关于沦陷区文学评价问题的争论，至今已有3年。我与张泉先生已“争鸣”过一次。这次，张泉先生又写了文章在《抗日战争研究》上发表，在坚持原来观点的同时，又提出：沦陷区文学研究应当坚持历史的原则。作为被批评者，我在张文中努力寻找他所说的沦陷区文学研究中的“历史的原则”指的是什么。可是，我通读3遍，也未看到他所说的“历史的原则”究竟有哪些具体内容，他只是一再重复以前所说的“史实是评说沦陷区文学的唯一前提”。然而，“史实是评说沦陷区文学的唯一前提”，与“历史的原则”并不能划上等号；而沦陷区文学和沦陷区作家中的许多史实，却被张文遮蔽了；在对沦陷区文学做出评价时不能回避的政治问题却被张文回避了。现就以下三大问题对张文进行评议。(按：本文中凡提及“张文”处，指张泉先生的：《史实是评说沦陷区文学的唯一前提》、《二论史实是评说沦陷区文学的前提》、《关于沦陷区作家的评价问题》及《沦陷区文学研究应当坚持历史的原则》四篇文章，不一一注明出处。) 一 什么是沦陷区文学研究中应当坚持的“历史的原则” 做任何研究工作，都要以事实为基础。研究沦陷区文学也不例外。不掌握沦陷区文学的相当的史实，也就不可能研究好沦陷区文学，这是常识。但是沦陷区文学研究有其特殊性。沦陷区文学是在特定的年代、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和发展的。沦陷区文学研究“历史的原则”，我的理解是：把沦陷区文学放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研究其发生发展的历史情形，研究其不同的历史形态，而后对不同历史形态的沦陷区文学，就其对抗日战争是起了何等作用(促进作用、阻碍作用或消极作用)及其艺术性，分别作出历史的评价。这才是沦陷区文学研究中“历史的原则”。然而，十分遗憾，张泉先生的多篇文章都忽视了这一点。 先说沦陷区文学是怎么产生的。张文认为，由于“日伪文化控制的混乱和软弱无力”，作家和作者就“自发的”创作了沦陷区文学。不对，因为这说的是正常文学的产生情况，沦陷区文学却并非如此。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一部分领土后，第一步是大“讨伐”(在东北)、大屠杀(在南京等许多地方)、大围捕(围捕抗日分子，在上海)，那时他们根本不搞文学。第二步在各地维持会或其他形式的汉奸政权产生后，局势稍见稳定，日本占领者和汉奸政权才办报纸(包括文学副刊)、办刊物(包括文学刊物)以点缀太平，进行奴化教育和毒化教育。于是在敌伪报刊上才有文学作品的发表，才有沦陷区文学的出现。也就是说，沦陷区文学不是正常环境下产生的文学，而是由日本占领者以及伪权出人、出钱、出物有目的地搞起来的文学。1939年创刊于北京的《中国公论》、1942年创刊于上海的《古今》、1943年创刊于南京的《中国青年》、1943年创刊于上海的《文友》、《天地》、1944年创刊于上海的《众论》、1944年创刊于南京的《文艺者》等等百余种报刊(沦陷区的全部报刊没人统计过，总数当在几百种以上)及刊登在这些报刊上的文学作品和文论，就是这么产生的。没有日本占领者和汉奸政权的特许和批准，这些报刊(以及出版社)不会出现，沦陷区文学也不会出现。(即使像《紫罗兰》那样的写鸳鸯蝴蝶的杂志，也得在敌伪当局批准后方能继续出版)。拿正常文学的产生情形套用在沦陷区文学上面，是忽视了沦陷区文学的特殊性。 ………… 点击此处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