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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第10期《探索与争鸣》刊发了孙琴安先生的访谈录——《新世纪中国诗歌的展望》。孙琴安先生主要从事的是古典文学研究，对中国古典诗歌有专门研究，同时著有《现代诗四十家风格论》，对当代诗坛也时有关注，这样的学者、诗歌研究家是比较少的。他对中国诗歌的未来发表很好的意见，应当引起我们重视，但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诗歌创作的明朗氛围尚未形成 对新世纪中国诗歌应该抱怎样的期望?我想，它首先应该基于我们对诗歌现状的客观分析。因为未来的诗歌趋势一定是孕育于目前的现状中的。怎样看待中国诗歌的现状?许多人对中国诗歌的现状是大为不满的，他们习惯于把现代诗同唐诗宋词作过于简单的比较，孙琴安先生对新诗抱有关怀，但他对新诗的现状也是不满的。在回答记者问：“在诗的创作方法或表现手法是否有新的变化”时说：“不过，诗虽然可以晦涩和朦胧，但晦涩和朦胧绝不是诗的出路。现在不少诗人都在朦胧的圈子里一争高下，好象不朦胧就不成其为诗，这实际上是很愚蠢的。诗的创作和表现应该是广阔和多元的。”这个观点有正确的一面，但我看出了他对晦涩和朦胧的偏正态度的另一面。问题是，现在是否有人以为“不朦胧就不成其为诗的”?事实上，一些曾被称为“看不懂”的朦胧诗，如北岛、舒婷的诗，如今也没有人说看不懂。不错。当下诗坛上青年人写的诗多有晦涩的一面，其原因不是为了“一争高下”，而是由于面对的是很难在阳光下找回自己的晦涩的现实，一个评论家更多地应去分析晦涩的原因，并呼唤创造明朗诗风的条件，在这种条件还没有出现的时代，不恰当地批评晦涩，并说其“愚蠢”，就抓不住本质，就可能使朦胧诗人受不了。我反过来也可以说：“现在不少人责怪新诗看不懂，太朦胧，在朦胧与不朦胧的问题上一争高下，好象唯有不朦胧的诗才成其为好诗，这实际上也是很愚蠢的”。我这样说的目的是，不管它是朦胧也好，不朦胧也好，关键要看它是不是好诗。 据我所知，对中国新诗现状，也有另一种抱乐观看法的，如编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诗选》的姜金城先生就曾发问：“九十年代的中国新诗是不是真的那么不景气，新诗走向了衰败……坦率地说，我不赞成这种看法。”姜金城先生既是《八十年代诗选》的选编者，又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诗选》的选编者，也许他也感受到当下诗坛的晦涩之风的，但他并不用“愚蠢”这样的词来教诫别人，具体地判断哪一首诗好，哪一首诗坏，才是真正必要的。 据知，孙琴安先生也已编就一本《二十世纪中国诗选》，他对新诗的触摸也应该是全面的，我只是觉得孙琴安先生所谓“愚蠢”的说法的背后，恐怕有着根深蒂固的“明朗”观念在支配着他发言，他更多地希望诗歌平民化、生活化、世俗化，对那些“含混地、优美如飞翔似的掠过意义”的诗，不太愿意接受。希望诗歌的明朗并不是一件错事，问题是一些触及世界心脏、尖锐复杂的诗无法明朗，一些“关切我们生活正在丧失的价值”的诗无法明朗。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