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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梦李白二首》之二，《杜诗详注》卷七)这本是杜甫对李白命运的不平之鸣，后来却成为他自身命运的确切写照。唯其身后寂寞，既没有得到朝廷的封赠、亲友的私谥，又没有文人学士及时写下吊祭诗文，所以关于杜甫逝世的准确时间及地点，竟没有什么可靠的第一手材料。随着岁月流逝，传闻渐出，杜甫卒于何时何地遂成了一个谜。当后人研究这个问题时，不得不根据旁证材料进行推测，从而产生了多种异说。我认为仇兆鳌关于杜甫大历五年(770)冬卒于洞庭湖上的说法是可信的，萧涤非先生则用细密的论证使这个推断更加合理。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合理的推论，尚不能说是定论。近见傅光先生著《杜甫研究(卒葬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三十五万字的篇幅论证杜甫卒于大历五年夏，地点则是耒阳。傅著征引甚富，用力甚勤，然而细读一过，觉得其论证过程有许多可商之处，其结论则是不能成立的。本文就几个主要方面对傅著提出商榷。 一、《耒阳溪夜行》诗不足为据 支持傅著论点的主要论据之一是戎昱的《耒阳溪夜行》一诗，傅著称之为“杜甫死于耒阳最可靠的铁证”(第33页)。我认为傅著的论证有以下疏漏： 第一，此诗既见于戎昱集，又见于张九龄集，正如萧涤非先生已经指出的，它最早见于北宋编成之《文苑英华》卷一六六，又见于同书卷二九一，两处均作张九龄诗。而见于戎昱诗则始于明人胡震亨《唐音统笺·丁笺》卷三六，清人编《全唐诗》时遂两见之。1对于这种情形，如果没有其他文献证据，一般应以先出者为准。可是傅著却以《文苑英华》多有舛误，而胡震亨则治学严谨为由，断定此诗应属戎昱。其实《文苑英华》固然多误，但大部分内容还是确实可靠的。而《唐音统笺》虽然总体上比较谨严，但并非无隙可击。在这种情况下，以晚出六百年的《唐音统笺》为据来否定《文苑英华》，在逻辑上不够严密。·73·佟培基先生在《全唐诗重出误收考》中认为“诗应属谁，尚难断定”(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这种谨慎的态度是可取的。 第二，《唐音统笺》所收的戎昱《耒阳溪夜行》题下有“自注”云：“为伤杜甫作。”《全唐诗》因之。傅著认为：“这条自注，还没有人能够证明它是出于后人的伪造，因此是可信的。那么，根据这条自注，可以明白无误地说明此诗为戎昱作，先于杜甫三十一年去世的张九龄显然与此诗无缘。”又说：“自《文苑英华》将失去了自注的此诗以张九龄的名义收入后，历代的各本张集均不加分析地据以收入。”(第118页)这种论证方法完全不合逻辑。因为“没有人能够证明它是出于后人的伪造”，并不能证明它一定是真实的。人们同样可以说：“没有人能够证明它不是出于后人的伪造”，难道这就足以证明它是伪造的?而且，以明代才始见著录的“自注”为据断定宋代的著述中“失去了自注”，可谓本末倒置。所以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这条“自注”对于判断此诗之归属是毫无价值的。 第三，《耒阳溪夜行》中的“乘夕棹归舟，缘源二转幽”二句，傅著与萧文均据此推断作者溪行之方向，从而判断其归属，可是结论却截然相反。我认为萧文的结论是可信的。傅著把“缘源”解为“沿源、顺源而来之意，说明白些就是自源而来”，并认为“真正能够说明舟行方向的是这里的一个‘缘’字”(第119页)，这是对“缘”字的严重误解。因为“缘”字固然有沿、顺之意，但本身并无方向性。试看唐诗中的例子，张九龄《使还湘水》：“朝缘浦树行。”(《全唐诗》卷四八)宋之问《自湘源至潭州衡山县》：“绿竹缘溪涧。”(《全唐诗》卷五一)王维《奉和圣制幸玉真公主山庄因题石壁十韵之作应制》：“缘溪转翠华。”(《全唐诗》卷一二七)岑参《西亭子送李司马》：“盘崖缘壁试攀跻。”(《全唐诗》卷一九九)李商隐《牡丹》：“压径复缘沟。”(《全唐诗》卷五三九)这些例句中的“缘”字都没有表示方向。至于“缘源”一词，早已见于南朝谢月兆的《敬亭山诗》：“缘源殊未极，归径如迷。”刘良注：“缘，寻也。”(《六臣注文选》卷二七)可见“缘源”即“寻源”之意，而“寻源”当然应是朝着源头的方向而行。王维《蓝田山石门精舍》：“玩奇不觉远，因以缘源穷”(《王右丞集笺注》卷三)，《唐诗纪事》卷一六载此诗，“缘源”作“寻源”。《全唐诗》(卷一二五)作“缘源”，注云：“一作寻。”只有朝着源头的方向行舟才能“穷”其源，所以“缘源”、“寻源”都是指溯源而行无疑。又孟浩然《题李十四庄兼赠綦母校书》：“归客莫相待，寻源殊未还。”(《全唐诗》卷一六○)“寻”亦一作“缘”。由此可见，《耒阳溪夜行》的作者是在逆耒阳溪而上时写此诗的，也就是说，萧文推断此诗乃张九龄归乡途中所作是合理的，而傅著关于“《耒阳溪夜行》与戎昱行踪绝无抵触”(第122页)的结论则与事实南辕北辙。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