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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遗产》1992年第6期发表李清渊《李白赠卫尉张卿诗别考》，对七十年代的拙作《李白与张垍交游新证》(《南京师院学报》1978年第1期)提出质疑；紧接着，1993年第3期又发表裴斐《李白的传奇与史实》，其中有一段也提到“卫尉张卿”，完全肯定李清渊之说。考虑到裴斐的文章牵涉面较广，特别是谈到李白究竟是两入长安还是仅有一次入长安问题，需另文讨论。本文拟只就李清渊的文章谈几个问题。 一、张垍为“员外卫尉卿”吗? 笔者在七十年代撰文称张垍为卫尉卿，是以张九龄的《张说墓志》为依据的：“长子均，中书舍人；次曰垍，驸马都尉，卫尉卿；季曰□，符宝郎。泣血在疚。”李清渊同志却说“缺乏依据”。他认为张垍的卫尉卿是“员外置同正员”，因为天宝末张介然是“卫尉卿员外置同正员”，而两《唐书》和《通鉴》迳称“卫尉卿张介然”，所以张于自的卫尉卿也应是“卫尉卿员外置同正员”之省。窃以为这样的比附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两《唐书》和《通鉴》乃后人所作史书，可能出现错误和“省略”，但张九龄与张垍是同时代人，是在为其父写墓志，他不能随便地将“卫尉卿员外置同正员”省略为“卫尉卿”。在数以千计的唐人墓志中，并无这样的例子。因此，我们只能说清渊同志侈谈“张确的卫尉卿是员外置同正员”是无依据的推侧。 张说卒于开元十八年十二月，张九龄撰《张说墓志》称其子张垍是“驸马都尉，卫尉卿”，所以拙作说“开元十八年张均在卫尉卿任”。这是因为按唐代制度，父亲去世，其子必须离职守丧三年(实际为二十五个月)，所以唐人写墓志，凡在其子守丧期间提到的官职，一般都是守丧前的官职。如果写墓志时已过了守丧期，写到其子现任官职时，一般都要加“今”字。张九龄撰写《张说墓志》在开元二十年八月，其时张垍正处于离职守丧期间，张九龄所说其为卫尉卿应当是开元十八年十二月其父去世时的官职。但清渊同志认为张九龄撰写此墓志在开元二十年八月，就“不能确证张，自在开元十八、九年就已为卫尉卿”，因为“未必不可能是玄宗在开元二十年夺情而授”。所谓“夺情”，一般用于日常工作繁忙的宰相或三省要员等，用今天的话说。由于工作需要，让他以素服办公。卫尉卿职位虽高，却较清闲，如果按清渊同志的说法，张伯是员外卫尉卿。那只是一个空名，又有什么必要“夺情”而授予他一个只有空名不管实事的官职?何况张九龄在《张说墓志》中明明说他“泣血在疚”，根本没有“夺情而授”的迹象。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