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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二年来，王元化先生持续出版了《思辩随笔》、《清园夜读》、《清园论学集》等著，对自己的论学成果作出了一个整理汇总;又主编《学术集林》和主持出版《学术集林丛书》从已出的几辑刊物和几种著作看，与其自著评暨近现代学人、重续中国学术历史断层的旨趣是完全一致的。王元化先生的上述努力在学术界、思想界乃至更广泛的领域内产生了深邃的影响。这除了得益于王先生论著中惯常充溢着的那种黑格尔式的辩证思维之外，更是由其思辩合论题始终在深层面契合了我国当代思想史的现实这一特性决定的.王先生浸渍其间的二十世纪中国多学理论界和思想界的种种问题，在《清园论学集》以年份先后编列的各文中逐次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反映。在其针贬学术界时弊的众多论题中，窃以为最启人警悟者，当是于论述杜亚泉的长文中提出的批判“工具理性”的命题。此种从“五四”起即已作祟我国学术界的功利主义的方法论，实是本世纪戕害我国学术发达的最为致命之因。学术研究为某个外在对象，“服务”，成为大陆近数代精神工作者几莫能外的思维定式。“文革”以后，本世纪少数几位人文乖学大师如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等，他们的学术地位虽很快为世人所仰慕，但是他们之所以成为大师的“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的治学治艺的原则，从根本上来说，乃是一种对于学术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因此这应是学人品格的基本要求和内容。此种学术工作者的个人品格，与前一阵学术界有人吁请建立的所谓“学范”，实施因与果的关系。而这一具有超脱现实性质的要求，由现实感极强的王元化先生首先揭橥，正可说明王先生论学所独具的洞察力。 我国自晚清以来国势衰落，于是连学术也一并成为富国强兵的“工具”，这是工具理性炽行不息的时代现实原因;而儒家传统规定士子首重事功，“退”而做学问，“余事作诗人”，此种人生箴律更是先天地取消了中国知识分子埋首书斋的正当性和为学术而学术的可能性。所以中国学人始终不能获得自由之身，中国学术始终不能获得独立地位。王先生在其论著中屡引陈寅格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数语，又称道寅格先生于我国文化抽绎出抽象理想最高境界的形上思辨之举，凡此皆为批判工具理性以求学术独立的治本之识。但王先生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似也有未尽彻底之处，如在论学集自序中述及个人经历时，将艰难动荡的现实环境作为获得思妙洞察力的刺激条件。如果说王先生对个人丧失宁静生活的代价还有所保留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表述“忧患意识长期以来促成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升华”则就是对此的正式肯定了。窃以为“忧患意识”固是中国知识分子品德操行的高格，但究其实质，此种意识主要维系和奏功于现实政治之域而非精神学术之域。儒家伦理精萃所谓“忧道不忧贫”之说，其“道”实有形上之“天道”（亦即西哲柏拉图、黑格尔之“理念”)和形下之“世道”二义之分。儒家伦理向来要求中国知识分子集忧天道和忧世道二任于一身;在世道倾复之际，甚至要求知识分子舍思天道而捐济此道。而就一般理想言，应有相应于二义的哲学家司思天道和政治家司治世道的区别。昔陈寅恪挽王国维，指出王氏实死于其所由化育的文化值的衰落，为汹汹时俗“殉清”之说所不可仰及，这便是天道、世道分而视之的思路。今又有郜元宝循此思路挽胡河清，指出胡君实死于其所敏感痛苦的一代文运之不振(郜文见《当代作家评论》94年第六期)，亦属探本之论。王国维、陈寅恪以及亡友胡河清，皆为长于形二上思维者(此乃胡君生前最后之自评语，证之胡文，可知不虚)。不堪的现实确曾时时激荡起他们的忧患意识，但他们作为学者的过人的长处，正在于倾其一生之力排除形下之忧的干扰，以保持住学术研究独立恒定的形上性质。如寅恪先生不倚学问谋生的自戒，49年以后不入京亦不出海定居广州的选择;又如河清不与当代作家发展私交以免折曲笔锋的考虑，等等，维护学术不受时扰的用心可谓良苦决绝。所以王、陈之学非为鼓噪一时之学，河清之文，历史也将会证明它的并非仅具时效的价值。中国需要如牛津、剑桥那样的唯学术是从、唯学者是尊的小环境，惜乎当年的清华国学院，蔡元培时代的北大，皆中途夭折，这是陈寅恪胡河清辈的不幸，更是中国学术的大不幸。可堪“忧患”者，抑在于斯?然则己非元化先生所言之“忧患意识”了。总之，王元化先生欲集“思想”与“学术”为一体，己较固有之政治与学术的结合为大优，但因“思想”仍邻于“政治”而终不能使学术与之为壑，故敢请王先生再进一步，为纯粹之学术而呼吁，为学术之独立而呼吁，未知王先生以为然否?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