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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拜读了朱国华同志的《论雅俗文学的概念区分》(原文载1996年第4期《文艺理论研究》，以下简称朱文.)一文之后，疑惑不解之处甚多，对其文中所持观点，也有不敢苟同之处，特不揣冒昧，提出来与朱先生商榷。 首先需要指出，朱先生所认定的俗文学概念与其文中引述的郑振铎先生所说的俗文学概念并非一回事。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第一章“何谓俗文学”中即开宗明义地明确指出“‘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因此，郑振铎提出的“俗文学”的六大特征，实质上是“民间文学”的特征。是民间文学相比于文人文学的区别特征。而朱先生在谈雅、俗两种文学时，引以为据的分别是曹雪芹、鲁迅等为代表的高雅的文人文学与金庸、琼瑶等为代表的通俗的文人文学;所以，朱文所说的雅俗两种文学的区分，究其实质是崇高的严肃文学与媚俗的地摊文学之间的区分。基于此，自然很容易得出“雅文学毕竟是崇高的，俗文学毕竟是世俗的”这样失之偏颇的结论。 其实，古今中西历史上无数的文学现象早就已经告诉我们:雅文学并非就是崇高的。以西方两位文学大师歌德、托尔斯泰(毫无疑问，他们可以作为雅文学的代表)为例，他们的作品就很难简单地用“崇高”二字来概括。革命导师恩格斯、列宁在评价他们时就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分别对二人的作品做出了一分为二的正确评判。恩格斯说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因此，歌德在他的作品中，往往“随意地给老一套的传统智慧穿上二行诗的华美的外衣”，表现出庸俗短浅的眼光，表现出浅薄、怯懦以及下贱等等世俗的情绪(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列宁也曾指出，托尔斯泰“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对社会上的撒谎和虚伪作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真诚的抗议;另一方面，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即是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因此，托尔斯泰在他的作品中，“一方面，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另一方面狂热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卑鄙龌龊的东西之一，即宗教……”(列宁《列·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可见，即使像歌德，托尔斯泰这样的文学大师，其作品表现出的思想也是崇高与世俗混杂、交织在一起的: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些事例也颇能说明问题。比如唐、宋两代的诗文革新运动，其所要革新的对象就是前代末世形成的“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迤逦颓靡，风雅不作”(陈子昂《修介篇序》)，思想内容颓靡艳冶，形式上以藻丽为胜的文风。历代末世，由于国势危殆，社会动荡，整个社会一片黑暗，看不到光明的前景，于是，淫靡享乐的风气开始盛行，世风渐趋浇薄，处于这个时期的士大夫文人眼见世事不可为，很多人转而放浪形骸，纵情声色，文气也因而随之趋于卑弱。这时产生的雅文学就很难说是崇高、深刻而是庸俗、浅薄的了。齐、梁的宫体诗，唐末、五代的淫词艳曲，明代末年的艳情小说等等都是如此：这可以说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还有，历代都有的大量应制诗，歌功颂德，阿谀奉承，粉饰太平，思想空洞，流于形式：这类雅文学作品难道也能说是崇高的么?朱文屡次举《红楼梦》作为“崇高”的雅文学的代表，其实，《红楼梦》照样有其世俗的一面。不然，何以能让“才子看见缠绵……流言家看见宫闲秘事”(鲁迅《集外集拾遗·<绛花洞主·小引>》)呢?再如《金瓶梅》，固然有其对社会现实反映深刻的一面，但其庸俗低级、消极颓废的一面也是决不容忽视的;《荡寇志》出自正统文人之手，其思想倾向却是与《水浒传》背道而驰的……类似的事例真是不胜枚举:何以见得雅文学就是崇高的呢? 从另一方面看，俗文学难道都是世俗的么?恐怕也未必。拿世所公认为俗文学的民间文学来说，其许多作品的严肃、深刻性远非一般的雅文学作品所能相比。比如，《诗经·国风》中来自民间的《伐檀》，表现了劳动人民劳而当获的价值观念，《硕鼠》则更进一步要求实现这种价值观念，企图逃离统治者的束缚而去寻找乐土，流露出我国劳动者最早的“乌托邦”思想。这两首民歌比起《诗经·鲁颂》中廉价地为平庸的鲁僖公歌功颂德的《閟宫》这样的庙堂文学来，无疑要高尚、严肃、深沉得多。再如，历代许多真挚、热烈的民间恋歌比之出之文人之手的庸俗无聊、充满低级趣味的淫词艳曲，其“崇高”与“世俗”之判，无啻霄壤。我们只要对比下面两首诗(词)，个中情味的巨大差别，不难自见：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 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上邪》) 相见休言有泪珠，酒阑重得叙欢娱，凤屏鸳枕宿金铺。兰察细香闻喘息， 绮罗纤缕见肌肤，此时还恨薄情无?(《菩萨蛮》)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