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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美学”的历史地位与现实命运 ——与杨春时同志商榷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朱立元 参加讨论

     在中国当代美学中,“实践美学”无疑是最重要的美学主张和理论之一。在这一旗号下,存在着若干个基本主张并不一致的学派。除李泽厚一派外,还有别的学派,譬如蒋孔阳先生的创造论美学学派。以实践论为哲学基础,完全可能以不止一种的方式来展开美学的理论和体系。李泽厚的美学理论不代表“实践美学”的全部,而只是“实践美学”中最有影响的一家(或一派)。李泽厚美学观点的某些不足,并不等于整个“实践美学”的不足。所以,对“实践美学”进行批评,不能只以李泽厚一家的观点为依据.笔者总体上赞同“实践美学”,但是,并不完全赞同李泽厚先生的哲学、美学观点.本文对“实践美学”,包括李泽厚一些重要观点的辩护,并不表明笔者对李泽厚全部观点都赞同,主要想指出某些对“实践 美学”的批评的失误与不当。
     读了杨春时同志的《走向“后实践美学”》[①]一文,既感到兴奋,又感到困惑。兴奋的是,这篇文章率先向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实践美学”提出了责难,发起了挑战,并拿出了建构“超越美学”的设想与方案,作者的理论勇气和胆识令人钦敬和佩服;困惑的是,该文许多论点似乎还缺乏深思熟虑,尤其是对于“实践美学”的十大批评,很难令人信服。特撰本文,谈谈个人的看法,以求教于春时同志与同行方家.。
     一
     春时同志在文章一开始,就对中国当代美学的历史发展作了如下的概括:“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经历了‘文革’前的‘前实践美学’阶段,新时期的‘实践美学’阶段,现在又进入了‘后实践美学’时期。‘后实践美学’是中国美学超越‘实践美学’、走向世界、走向现代的阶段。”我觉得,这一概括不符合历史实际。
     首先,用“前实践美学”来概括“文革”前的中国美学,与实际不符。春时同志认为,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形成了以蔡仪先生为代表的“自然派”美学和以李泽厚先生为代表的“社会派”美学“两个主要学派”,并奠定了以后美学发展为实践美学体系和反映论美学体系对垒的“基本格局”。这种说法问题很多.第一,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是在批判朱光潜先生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过程中展开的,讨论的中心问题是美的本质的主客观属性问题。由此形成了四个而不是两个主要学派:一是以吕荧和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派”;二是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很少有人称之为“自然派”);三是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派”;四是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客观社会派”,亦称“实践派”。这个概括符合实际,为参加讨论的各派所接受、认可。而春时同志则略去了“主观派”与“主客观统一派”这两个重要学派,显然不合历史事实。第二,“文革”以前,中国美学界基本上是四派并立、互相批评、谁也压不倒谁的局面,虽然其中“主观派”影响较小、“客观社会派”赞成者较多,但决不能据此而改变四派并立的基本格局,更不能因此就把“客观社会派”单独拔出来,人为地扶升到主流地位,而把整个“文革”前的中国美学概括为以一派为主的“前实践美学”阶段。第三,其实,李泽厚的“客观社会派”美学,在60年代已基本形成实践美学体系的理论框架。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为基础和出发点,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的“自然的人化”说来阐释美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他说,马克思关于美的规律的论述,“说明因为具有内在目的尺度的人类主体实践能够依照自然客观规律来生产,于是,人类就能够依照客观世界本身的规律,来改造客观世界,以满足主观的需要,这个改造了的世界的客观现实存在的形式便是美,所以,是按照美的规律来造形。马克思……是从人类的基本实践——人对自然的社会性的生产活动中来讲美的规律”;他“主张从主体实践对客体现实的能动关系去探求美的本质”,认为“美的本质必然地来自社会实践”,“美是社会实践的产物”,“美的本质是真与善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就内容言,美是现实以自由形式对实践的肯定;就形式言,美是现实肯定实践的自由形式”;又说“自然美的本质、内容是‘自然的人化’,而自然美的现象、形式都是形式美”;稍后,李泽厚还从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关系来分别论述“这种统一的各种具体不同表现形态”——美(优美)、崇高、滑稽、悲剧、喜剧等基本范畴;他还论述了物质生产实践与艺术实践的辩证关系。[②]李泽厚这些实践美学基本思想在80年代初有所发展、完善和丰富,但基本思路、构架、体系没大变化,正如他自己所说:“关于美的本质,我还是1962年《美学三题议》中的看法,没有大变化。仍然认为美的本质和人的本质不可分割。离开人很难谈什么美。我仍然认为……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从‘自然的人化’中来探索美的本质和根源”。[③]因此,我们不能把实践美学学派以“文革”为界截然分开为“前实践美学”与“实践美学”两个阶段。实际上,“实践美学”在“文革”前已基本形成,并基本具备较完整的理论框架与体系。至于把“文革”前的四派都笼统纳入“前实践美学”这一大“口袋”中去,就更说不通了。第四,“文革”前的中国美学的确为新时期美学奠定了基本格局,但决非春时同志所说的自然派与社会派的对垒演变为实践美学与反映论美学的对立,而是由四派并立发展为新时期的多元并立。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当代美学一开始就是多元(四派)并立的,而不只是一派垄断或两派对抗。这是中国当代美学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国当代人文学科发展中罕见的可喜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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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学术月刊》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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