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 文学理论是一门科学。有人否认这一点的原因在于狭隘地理解科学的含义、文学理论自身发展的“科学危机”状态和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的影响。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进程就是其科学化进程,其现代性形态就是科学化形态,现代性必然也只能筑基于科学化之上。文学理论的科学化与人文化是其现代性的两翼,单向度地发展其中任何一种都不仅是反科学的而且是反人文的。在文学理论中,与人文化相比较,科学化是更为基本的因素和条件;但科学化的最终目的与归宿却是指向人文化的。 关键词 文学理论;科学化;现代性;人文化 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似乎已告一段落,然而文学理论却依然一付老面孔,并未显出现代性的朝气与锐气。文学理论的美学化、文化化潮流除制造了些五彩的泡沫和热闹而外,好像并未能彻底挽救其颓势。看到这些现象,人们不禁要问:文学理论怎么了?文学理论还缺点什么?事实表明,当前文学理论的贫困正是科学性的贫困,它所匮乏的不是美学化、不是文化化,而是科学化。 一 文学理论是科学吗?科学,在我国,是英文science的中译,“涉及对物质世界及其各种现象并需要无偏见的观察和系统实验的所有各种智力活动。一般说来,科学涉及一种对知识的追求,包括追求各种普遍真理或各种基本规律的作用”。[1]孙正聿先生认为:“科学是人类的一种活动,是人类运用理论思维能力和理论思维方法去探索自然、社会和精神的奥秘,获得关于世界的规律性认识,并用以改造世界、造福人类的活动。科学活动的本质,是实现人类对世界的规律性把握,也就是实现‘思维和存在’在规律层次上的统一。”[2]可见,科学的对象在一般的意义上不仅包括物质世界,而且也包括精神领域;它是指人们客观地求是、求真并由此获取关于对象的系统的知识的活动。就此而言,作为“文学的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类问题的研究”[3]、作为“文学的系统知识”[4]的文学理论不能说不是一种科学。韦勒克在谈及批评到底是一门艺术还是一门科学时指出,“批评家不是艺术家,批评不是艺术(近代严格意义上的艺术)。批评的目的是理智上的认知,它并不像音乐或诗歌那样创造一个虚构的想象世界。批评是理性的认识,或以这样的认识为其目的。它终极目的,必然是有关文学的系统知识,是文学理论”[4]。“文艺本身不是科学。你要研究这个文学作品,研究这个艺术品,拿它当作一个客观对象来加以分析,那么这可以是科学,可以叫做文艺的科学、文学的科学、艺术的科学。”[5]这样看来,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科学首先表现在它的求真性上,它所要探求的就是关于文学现象的真理性知识与规律。其次表现在与求真性相伴随的客观性上,主要是指研究主体对其对象客观性的尊重的态度(显然,绝对的客观性、中性态度是不存在的,在科学研究中,“人们总是以既有的知识和理论去观察认识的对象,并在理论与观察的矛盾中去修正、更新和发展理论”[2]。研究主体的既有的知识和理论服从对对象的实践观察,就是这儿所说的客观性)。再次表现在文论的存在形态上,“它有着自己相对严整的知识系统、概念范畴、研究方法和形态范式。从知识构成和理论逻辑的角度来衡量,它完全具备了科学的特征”[6]。此外,在方法论上,不同于文学创作的感性体验、具象思维,文学理论主要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抽象和辩证分析的方法,这也体现了其作为科学的一个方面。 那么为什么现在还会有一些论者认为文学理论根本就不是科学呢?我想原因可能有两个:其一,是如近代以来一些英语国家的人们所理解的那样,将科学(ｓｃｉｅｎｃｅ)的内涵狭义化了,即把科学只当作“物性的”(ｐｈｙｓｉｃａｌ)科学和“自然的”(ｎａｔｕｒａｌ)科学,从而将作为“人学”的文学的研究学科———文学理论排斥在科学之外。其实,没有人的主体性渗透的纯物性的、纯自然的科学是不存在的,保尔·费耶拉本(Ｐａｕｌ Ｆｅｙｅｒａｂｅｎｄ,1924年生)在其《反方法论,认识的无政府主义理论概要》中指出:“科学可能,而且应该是根据一些固定的普遍的规则组织起来的这种想法既是空想的,又是害人的。”他进而解释说,说这种想法是空想的,是因为它忽视了人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能够开辟出一条研究之路。说这种想法是害人的,是因为它不发展我们的人性。由于它会使科学变成教条,它不会有助于科学的发展。可见,把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等同于科学主义、客观主义都是荒谬的。正确观念上的科学与人的创造性、人性应该是紧密相关、须臾不能割裂的。其二,是我国当前的文学理论正处于“科学危机”之中,我国文学理论的“科学的时代”并未真正到来。当代美国著名科学历史学家兼科学家托马斯·库恩(Ｔｈｏｍａｓ Ｋｕｈｎ,生于1922年)提出,科学发展的逻辑,就是“科学范式”的形成、确定、危机、变革和更新的过程。与此相对应,他描述了科学发展的这一过程:前科学(科学范式尚未形成)→常规状态科学(形成了某种成熟的科学范式)→科学危机(既有的科学范式发生动摇)→科学革命(抛弃旧范式与接受新范式)→新常规状态科学(新范式确立后的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可以说,当前的文论状况正处于既有的科学范式发生动摇之际:一个时期以来,一些研究者过于轻易地、随便地、实用地固化某些原则、规律或体系,不详加审度地把它们当成一种“真理”,并以之去裁定文学现象和现实,他们从域外拿来一种理论,不是去培育它、发展它、推进它,而只是拿它当尺度,或标本式地、僵化地将其固定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去,这些都是文学理论的模式化和庸俗化倾向的表现。有时人们始终在力图捍卫一种理论,但却把捍卫当成了固守,最终发现自己落在了后面,离教条化愈来愈近,离科学化愈来愈远。比如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的文学活动“四要素”理论,在我国现在大多将其当作一个固定的阐释模式或构筑理论体系的框架,而几乎没有新的突破和创造,不是“接着说”,也没有在此基础上开拓出新的领域。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的文学理论不是已经科学化过度了,而是远未达至科学化的程度,还不具备对现实实践的锐利的、具有穿透力的阐释能力。还有我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文人)大多鄙视技术、轻视科学,而偏重强调人文性。这主要根源于我国哲学传统重视政治、伦理和人生而淡漠自然法则的特征。对古代知识分子产生强势影响的儒家和道家对科学化的进展都有着或多或少的消极影响,虽然“儒家根本重理性,反对一切的迷信,甚至反对宗教中的超自然部分”,但其所重的理性并非科学理性,“儒家的集中注意于人与社会,而忽略其他方面,使得他们只对‘事’的研究而放弃一切对‘物’的研究”[7]。儒学还倡言“学以致用”,“用”其实就是指“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用。这些正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以实用与体验为主要内容的人文特性,我想这可能是我国人文学术科学理性不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道家则只是为了追求形而上的大“知”、真“知”而不惜“愚民”不惜“绝圣弃智”,在客观上也成为科学化的阻力。由于深受儒、道精神的濡染浸淫,文学理论当然也就缺乏科学化的传统,这一传统在当代继续纠缠人们的头脑也是不足为怪的。所有这些都有可能导致文学理论上的非科学化趋势,导致文学理论“科学危机”期的到来,是我们应该引以为戒的。由此,可以说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科学,是其突破传统围困、冲出偏见和谬误的现代性的最重要的要求和体现。我国现代文论史已经证明: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形态主要表现为它的科学化形态,其现代性必然也只能筑基于科学化之上。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