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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国先生发表在去年《文学自由谈》的《本世纪中国杂文之我见》一文,提出:“真正的杂文应该超越政治”,并把鲁迅后期杂文以及1937——1949年的中国杂文,“除梁实秋、林语堂那么几个边外人例外”,全都扣上“为党派呼”、“极端政治化、党派化”的帽子,打入“新基调杂文”的另册,屏之于20世纪中国杂文史的大门之外。 朱先生认为:“杂文的本质是我手写我心的独立思想……是一种超越党派、团体的独立意见。”“真正的杂文应该超越政治,站在对人性思考的高度,对人类的各种不公正思想予以争鸣批判。”而鲁迅呢,“晚年全被瞿秋白、冯雪峰影响所左右,迷失在为党派而呼的杂文之途。”(着重点系引者所加)由此,朱先生断言:“人们所赞赏的鲁迅杂文,是不包括其后期有所迷失的文章的。”后期的鲁迅是“生病的鲁迅”;他的杂文,则是“感染的‘新基调病态’”的杂文,已经丧失了“青年鲁迅的自由独立批判精神”,不是“真正的杂文”,当然更不是好杂文了。 不知别人对朱先生此论怎么看。不才如我,却深信,睿智如鲁迅,是根本不可能被瞿秋白和冯雪峰的影响所“左右”的。倘真如朱先生所说,鲁迅也就不成其为鲁迅了。不错,鲁迅的思想是有前期和后期之分的。也可以说,以1927年为分界,鲁迅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但是,这并非如朱先生所断言,是受了瞿、冯的“影响所左右”的结果,而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的触动,进而去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结果。鲁迅自己说过的: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那“思路”,就是他原先的将来必胜过现在、青年必胜过老年的“进化论”。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著作以后,鲁迅终于纠正了原先“只信进化论的偏颇”,坚定地相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鲁迅的这一思想转变,以及他此后(即所谓“晚年”、“后期”)所作的大量杂文,朱先生可以不首肯,不喜欢,甚至加以批判。但是,不应当不顾事实,不合逻辑,断言鲁迅“晚年全被”瞿、冯“所左右”;更不应毫无根据地说鲁迅“迷失在为党派呼的杂文之途”。从1927年至1936年这十年间,鲁迅写了那么多杂文,出版了九个单行本。请问朱先生:其中究竟哪一篇或哪几篇,是“为党派呼”的呢?您能指出来,让您的文章的读者们见识见识吗? 众所周知,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同时又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当日本侵华战争日益逼近时,鲁迅理所当然地站在呼吁“一致抗日”的“毛泽东先生们”一边,反对那些攻击主张“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托派。鲁迅批评托派们“高超的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指出他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的为人的道德”(《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紧接着在“病中答访问者”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鲁迅又说:“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的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鲁迅这些话,同六个月前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精神完全一致。那么,这岂非鲁迅在为共产党“呼”?不,当然不是。若硬要说鲁迅这两篇文章是在为什么“党派”而“呼”,那么他是在为“民族生存”而呼,为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而呼,为抗战“派”而呼。这有什么不对?为什么非要把这两篇文章,连同鲁迅“后期”的全部杂文,一律贴上“为党派呼”的标签,打入“不是真正的杂文”的另册不可呢? 看来,朱先生很不以鲁迅从“只相信进化论的偏颇”到“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的转变为然。他认为:这是“后退”,有了“局限”。“局限”的证据是“他(鲁迅)当年对苏俄革命的全盘赞同,奋力歌颂”。朱先生认为:“鲁迅完全应该是可以”“预测苏俄的发展,从而对这新生事物的呐喊有所保留,有所警钟”,“可惜他没有”。于是,朱先生写道:“我们应该明确,人们所赞赏的鲁迅杂文,是不包括其后期……的杂文的”。——当然。朱先生要这样“明确”,是他的自由,别人管不着。但同时,别人,别的鲁迅杂文的读者和研究者,也有不这样“明确”的自由,谈不上“应该”不应该。比如鄙人,从1943年读20卷本《鲁迅全集》以来,鲁迅的杂文反复读了许多遍,我的“明确”,与朱先生恰似南辕北辙。我认为:鲁迅后期的杂文,如果不说比前期更好,至少也是同前期一样好! 朱先生按照自己“真正的杂文应该超越政治”、“超越党派、团体”的观点,不仅一笔抹倒了鲁迅后期的杂文,而且一笔抹倒了1937——1949除梁实秋、林语堂等“几个边外人”之外的全部杂文。他的理由是:抗战形势使杂文“极端政治化、党派化”了。杂文家“自觉不自觉地听命于党派的政治要求来写杂文。在‘抗日’这面所向无敌的旗帜下,杂文家都向政治意识形态缴了械”。“使杂文的独立性、思想性受到致命的伤害”。朱先生并把这种状况与鲁迅后期杂文挂上钩,说:“鲁迅后期感染的‘新基调病态’(谨按:“新基调杂文”是十来年前北京的刘甲等同志提出来的,竟会使半个多世纪以前已谢世的鲁迅感染上“新基调病态”,岂不怪奇哉!),带来一场历时半个世纪的杂文的悲哀。” 朱先生这一论断,我觉得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一个是:这十二年的杂文真的都“极端政治化、党派化”了吗?一个是:杂文绝对“超越政治”是可能的吗? 先说“极端政治化、党派化”问题。口说无凭,我找来1992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37——1949)浏览了一通,此卷共收杂文79家、400来篇、74万字,可谓洋洋大观。其中作品,按朱先生的标准而论,当然不能说好。但作为一个选本,它的代表性当是无可怀疑的。记不得是谁说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则战时杂文的部分篇章含有一定政治性,也就不奇怪了。但是,总观全书,这样的篇章其实很少。整个说来,战时杂文,不但没有如朱先生所说的“极端政治化”,连一般政治化,我看也谈不上。至于“党派化”,“为党派呼”的杂文,至少在这个选本里,如凤毛麟角。就说置于卷首的茅盾的15篇杂文吧。他说现实主义,谈知识分子,谈鼠,谈豪猪,谈东条的“神符”,谈希特勒与拿破仑、秦桧与赵构……究竟哪一篇“党派化”甚至“极端党派化”了?等等,但是,究竟有哪一篇是“听命于党派的政治要求来写”的杂文?朱先生能指出哪怕一二篇给读者看看吗?我看,除非把鲁迅为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而呼算作“为党派”呼,那么,朱先生无疑连一篇也找不出。 毋庸讳言,抗战胜利后,解放战争期间,杂文作家写了不少迂回曲折地抨击和揭露反动派倒行逆施的杂文。比如选入杂文卷的王子野的《争不“自由”》、《“主席”来了!》《“推背图”说》等五篇杂文,就是揭露和抨击蒋介石,当年采取不抵抗政策,说“东三省、热河失掉了……没有多大关系”,现在东北收复了,又飞到东北,“与各将领会晤,讨论国军继续北上”,从人民解放军手里抢夺土地的。但这些文章,决不是站在党派的立场上“为党派呼”,而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呼。此中是非,本来是不难分清的。 再说“杂文应当超越政治”问题。 瞿秋白说:鲁迅的杂文是一种文艺性的社会论文。而社会,是以经济为基础的,政治则是它的上层建筑。政治贯穿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一个人,如果不遁入空门成为“方外”,或跑进深山老林与猿猴为伍,是躲不开政治的。所以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里极而言之:“人是政治的动物。”这话似乎绝对了点。但,作为一个社会人,不能与政治绝缘,不能超越政治飘然高举,却是无疑的。 那么,作为文艺性社会论文的杂文,又怎么能“超越政治”,去作“对人性、对社会的独立思考”呢?作为一个社会人的杂文家,又怎么写得出“超越政治”的“真正的杂文”呢?当然,朱先生是能的。但凡俗如我辈则不能。鲁迅先生也不能。凡俗如我辈的杂文,当然应该屏之于二十世纪中国杂文史的门外。但鲁迅后期的杂文,却不可以、不应该、谁也无权将它屏之于中国杂文史的门外!·书 讯·《世纪回眸:苗得雨研究初探》不久前出版的杨四平所著《世纪回眸——苗得雨研究初探》,是解放区文学研究的一部力作。作者以时间先后为序,历史地考察了苗得雨的人生羁旅和为文生涯,而且也纵向与横向地探讨苗得雨的多种文体创造,使得这部书具有一定的历史感和纵深感。在史的层面上,作者又对作品进行细致入微的扫描和探微,重新定位了苗得雨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批评者从学术角度出发,将苗得雨诗文作品纳入一个文学层面上加以审视,有别于以往的对苗得雨的研究,具有较深的文学性及科学研究意味。同时,批评和考据为一体,是一种特殊的批评论。批评者在著作中叙评苗得雨现象时,还对其涉及的一些文学思潮及流派作了介绍,涉及面之广,蔚为大观。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到精辟的见解,且可以学到多方面的知识。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