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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小说有它独特的成民发展史。明代四大奇书又大致上都经历过一个长达数百年的传播、演化、不断被加工、改造的日积月累的过程。将这类小说的创作途径概括为“世代累积”，无疑是合理、正确的。但名之曰“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则已在无形中贬抑了最终写定者的集大成之功;而若进一步将其排除在“文人创作”的行列之外，就更滑向极端之推断。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并不符合四大奇书之创作实际的。 关键词 四大奇书:成书:世代累积:集体创作 中国古代小说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重镇，特别是有明代四大奇书之称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更因其成就突出、影响巨大历来备受关注。而在言及四大奇书的创作途径问题时，鲁迅、胡适等前辈学者，缘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诸书中的人物和故事确乎经历过不同时期的发展演化这一基本事实，曾分别表述过实乃经过了不同时代、有许多人参与的看法①。这些个看法，道出了历史的真实，并予后人以有益的启迪。提出《金瓶梅》亦非出自某一个作家之手的论点者，则始于潘开沛先生②。其后，徐朔方先生又提出了《金瓶梅》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观点，并进而认为:明代四大奇书都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③。徐朔方先生正式提出上述概念的时间是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进入本世纪，再次倡言“《金瓶梅词话》是一部由民间艺人世代累积集体创作的作品”④。而延伸徐朔方先生的思路，徐永斌先生则更进一步认定: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主要有两大创作类型，即，一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一为“今人创作”，索性将明代四大奇书统统剔除在“今人创作”的行列之外⑤。 耙梳与缕析以上诸家对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创作途径的认识与看法似可见出:鲁迅等前辈学者针对《三国》、《水浒》、《西游》三书的发展演化过程所发表的经由不同时代许多人参与的观点，堪称一字千金，颇具真知灼见;潘开沛先生的关于《金瓶梅》亦非出于个人作家之手的论点，既是对鲁迅等先生观点的补充和拓展，又出言相当审慎，也还算持论公允;至徐朔方先生的“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说，已远不如通常所言的“世代累积型的作品”易于被人们所接受⑥;到了徐永斌先生的将“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与“今人创作”对举，真可谓是游人上路渐行渐远，将原本颇合事理的体认，一步步滑向极端之推断。因此一问题，不仅仅只是关系到四大奇书的著作权，而且关系到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创作性质之认定，进而关系到中国小说史乃至整个文学史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故笔者认为实有进一步研讨之必要。 为了能够准确地认定四大奇书等作品的创作性质，同时也为了更加清晰地辨别出笔者与徐朔方、徐永斌二位先生观点上的差异，让我们还是首先回到各自讨论的共同起点——关于四大奇书生成过程中经由“不同时代演化而成”——这一问题上来。 四大奇书中的任何一部，都有漫长的成书史。在长期的传播、演化、形成过程中吸收了方方面面、各式各样的文学艺术营养，并确乎灌注了不同时代、无数人的智慧和心血，真可以说是汇聚百川才终成大海，这在当今的学术界几乎己是普通的常识。例而言之:如三国故事，早在晋代和南北朝时期就己广泛流传，南朝宋人裴松之为陈寿的《三国志》作注，就采集了许多有关的轶事传闻。到隋唐时，隋炀帝观看水上杂戏表演，即有“曹操谯水击蛟”及“刘备檀溪跃马”的节日。大觉的《四分律行事钞批》（成书于八世纪初)也记载了“死诸葛走生仲达”的故事。唐代杜牧的《赤壁诗》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己经和《三国演义》里孔明用以激怒周瑜的故事很相似了。到了宋朝，三国故事的流传就更为广泛，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的瓦舍伎艺，还特别提到了“霍四究说《三分》”。宋元时期三国故事还被大量地搬上了舞台，《宋史·范纯礼传》及南宋姜白石《观灯口号》等诗歌中均有演出三国戏的记载，金元所演出的三国剧目至少有三十多种。至元代至治（1321—1323)年间，更刊行了讲史话本《三国志平话》……;它如:《宋史》中有关宋江所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史料记载，尤其是宋元讲史话本《大宋言和遗事》与元代“水浒戏”之于《水浒传》;南宋临安书铺刊印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以及元明时期演绎玄奘取经故事的剧本之于《西游记》;至于说到《金瓶梅》乃是从《水浒传》“武松杀嫂”中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脱胎、演变而出，则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