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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意识流小说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重要流派，中国古典诗词是我国古典艺术的精华，二者产生的时间、地域、文化心理背景截然不同，应无什么联系。但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屈光先生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的文章《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识流》认为:中国古典诗词从《诗经》时代就存在(成熟的)意识流作品。笔者对此不取苟同，特提出个人的看法，与屈光先生商榷。 关键词 识流;无意识;自由联想;内心独白 引 言 如果说意识流是典型的舶来品，相信多数人没有异议，因为它最早兴起于西方，它的哲学基础早在十八世纪就已经开始出现了。那时中国还处于满清皇朝统治之下，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保证、没有开放务实的学术氛围，很难想象那时的中国会出现意识流，更何况《诗经》时代。据说“中国最早关注并有意识地传播意识流理论”，“最早采用现代意识流技法”的是鲁迅，他是“东方意识流之父”。[1]鲁迅是否够格享有这一头衔，我们不去理论，本文仅就中国古典诗词是否存在意识流展开讨论。 在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1年第2期(以下简称《复印资料》)中刊出了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屈光先生的论文《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识流》(以下简称屈文)，这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的文章引经据典，以“强有力”的证据论证了中国古典诗词甚至早在《诗经》中就大量出现并使用(成熟的)意识流手法，并在此后的文学发展中长期存在。笔者对此不敢苟同。 一 如何界定意识流?它到底是一个理论流派，还是一种创作技巧?就笔者所见，有以下几种说法: 在《复印资料》第29页屈光先生引用弗里德曼的话说意识流是“一种新的文艺技巧”。而我所看到的弗里德曼的观点却是这样的:“老实说，并没有意识流技巧。假如有人硬这样说，那么在批评的专门术语上就犯了严重的错误。‘意识流’是小说的一种形式”〔2〕——不知屈先生的说法来自何处? 柳鸣九认为，“意识流不是一个流派，而是一种方法，这本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常识，把它作为流派，无疑与对文学史缺乏必要的了解有关”。[3] 朱立元主编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也提及这个问题:“意识流严格说来不是一个理论流派，而是一种创作方法”。[4] 上海外国语大学李维屏先生认为:“在现代小说中，意识流是指小说的内容或题材(the subject matterm，而不是指创作技巧和作品本身，所以不能混为一谈。事实上，意识流是指文艺作品的内容要素之一，即小说中具体描述的、反映主观思想的感性生活和心理现象”。[5] 以上四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但都过于简单，其实，意识流的含义是多方面的，很难一言以蔽之。 作为心理学范畴的意识流。意识流最初是一个心理学概念，由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最早提出，用以描述人的意识的形态。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学以后，精神分析理论和意识流才逐步被广泛运用于文学、美学、宗教、民俗学和教育学等领域。此后，“意识流”对文学的影响竟超过了心理学。 作为创作技巧的意识流。一些文学家接受了精神分析说和意识流的有关理论后，创造性地将它们运用于文学创作，为了尽可能精确地描写人的最原始的意识流动，他们扬弃了传统文学的诸多表现技巧，大量运用自由联想和内心独白。同时，在表现内容上一反传统文学专注于描写外在物质世界并以此表现人的思想和情感的做法，向人的精神世界的纵深挺进，直接表现人的意识流动。 作为创作原则的意识流。对创作原则的界定，传统标准是看艺术和现实的关系，如现实主义反映实际存在的社会生活，浪漫主义表现应该存在的社会生活。而多种现代文学流派都以开掘人的内心生活为首要任务，而不再关注人的外在生活，认为文学应该反映人的主观精神生活。它们的典型代表就是“意识流小说”。 作为文学流派的意识流小说。自从意识流被广泛运用于文学创作以后，以威廉·福克纳、维吉尼亚·伍尔芙、马赛尔·普鲁斯特、詹姆斯·乔伊斯等为代表的意识流小说家将这一创作原则运用于小说创作，从而形成了“意识流小说”这一文学流派。 如果依屈光先生所说，将意识流界定为一种文艺技巧，那么意识流作品就应该是“使用意识流技巧创作的文学作品”，在屈文中，屈先生用中国古典诗词与西方现代派作品相比较的方法分析了我国古典诗词的“意识流技巧”并试图说明这些诗词作品就是意识流。 其实，这种类比是非常牵强的，因为屈先生忽略了一个事实:文学技巧的使用是没有时间、流派和地域的限制的，只不过某种文学技巧会较多地被特定的文学流派所使用，但我们不能就此断定某类文学作品属于何种文学流派。笔者的观点是，只要有助于作者的叙事和抒情，任何艺术形式都可以使用任何一种艺术技巧，甚至不自觉的运用某些艺术技巧，这在文学史上是常见的事。有些作品大量采用内心独白、内心分析、自由联想、感官印象等艺术技巧，但我们不能说采用了这些手法的文学作品就是意识流作品，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一拿内心独白来说，“这个术语最早是法国作家大仲马于1845年提出来的，他在《三个火枪手》的续篇《二十年后》中写道:公爵倾听着拉·拉梅的内心独白，脸上露出焦急的神情几而在创作实践中运用内心独白却早得多，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悲剧。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内心独白的技巧已相当纯熟，人物在舞台上自言自语，或者向一旁说话，直接表白自己的内心活动。后来小说也开始使用这种心理描写手法……到了十九世纪后半期，随着对人的自我分析的能力及其形式认识的加深，内心独白的界限发生了变化，形式也更加丰富，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等心理描写大量使用零乱的词语和不完整的句式来表现人物内在语言的流程。《安娜·卡列尼娜》中女主人公临自杀前的那段内心独白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等人企图寻求运用内心独白的新途径，造成一种如在生活之中的效果，使内在语言变得完全‘不由自主’，不受拘束地展开。这就接近了现代意义上的意识流”。[6]可见，内心独白这种艺术表现手法是早已出现并逐步发展成熟的，后来终于被意识流小说大量使用。“内心分析”(即间接的内心独白)也是如此，“早在司汤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就已存在，但在普鲁斯特的作品中则完全成熟”。[7]在此情况下，我们能说古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戏剧是“意识流戏剧”吗?能说《安娜·卡列尼娜》是“意识流小说”吗?能说司汤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意识流作家”吗?况且，中国古典诗词并没有使用意识流手法。从社会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结构看，中国古代没有产生意识流的文化心理背景。[8]中国传统艺术理论极为重视正统的儒家思想和传统伦理道德对艺术创作和欣赏的不可动摇的指导作用。从创作实践上看，中国古典诗词抒情写意的传统使得某些表现手法类似于意识流，但并不足以说明这些诗词就是意识流作品。如在屈文中提到的王昌龄的《出塞》: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