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订冯梦龙生平事迹的工作始于容祖肇，他所著的《明冯梦龙的生平及其著述》、《明冯梦龙的生平及其著述续考》二文为学者们多所借鉴。徐朔方先生的《冯梦龙年谱》①也是容氏二文的发展。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但笔者在拜读《年谱》的过程中，也注意到其中有欠精确之处，在此冒昧提出质疑，以供参正。 一、徐先生在《年谱》万历三十八的庚戌(1610)下注明:“《挂枝儿》的出版不迟于今年。”其证据是:《曲律》卷四《杂论》第120条有毛允燧贻王骥德“吴中新刻一帙”，徐先生认为“吴中新刻”即冯梦龙的《挂枝儿》;而据《曲律》自序所署时间是“万历庚戌冬长至后四日”，得知《曲律》成书于万历三十八年十一月。因此，王骥德得毛允燧所贻冯编《挂枝儿》当在万历三十八年，而《挂枝儿》的刊行当不迟于万历三十八年。 实际上《挂枝儿》的刊行不在万历三十八年，而应在万历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之间。原因如下: (一)《曲律》四卷本并不全都是完成于万历三十八年。 《曲律.杂论》第l20条中所记录的“昨毛允燧贻我吴中新刻一帙”的确是冯梦龙所编的《挂枝儿》。因为王骥德说“中如《喷嚏》、《枕头》等曲，皆吴人所拟”，考察《喷嚏》见《挂枝儿》卷三“想”部，《枕头》当为同卷《揉枕》或卷八“咏”部《枕》;毛允燧是王骥德的忘年之交，又与冯梦龙同为苏州人，过从甚密。所以，毛允燧赠给王骥德的就是《桂枝儿》。但是，赠送的时间却不是万历三十八年。 考察《曲品》(吕天成)自序云:“今年春，与吾友方诸生剧谈词学，穷工极变，余兴复不浅，遂趣生撰《曲律》，既成……归检旧稿(《曲品》)犹在，遂更定之。”《曲品》这篇自序署:“万历庚戌嘉平月望曰东海郁蓝生书于山阴 木园之烟鬢阁。”据此可知，《曲律》乃是王骥德吕天成的催请之下，于万历三十八年春动笔，成于是年冬，而吕天成也于该年重定了《曲品》，所述时间刚好与《曲律》自序署的时间吻合。又，据《曲律·杂论》第92条:“《曲律》故勤之(吕天成)及比部(孙如法)促成，尝为予序，”可知，《曲律》成书时吕天或尚在人间，并为之作序。 但是，查《曲律·杂论》第92条有记述吕天成的生平、怀念吕天成的文字。吕天成逝于万历四十六年，则此篇文字定作于万历四十六年之后。王骥德自称“余为杂论，每得数语，辄拈管书之，积且盈帙”，可知《杂论》诸篇乃是王骥德积年累月的记述，并非一时一刻之作。《杂论》当是王骥德把历年见闻感触累积后为一卷，附在已完成的《曲律》之后。所以，完成于万历三十八年、吕天成曾为之作序的《曲律》是不包括《杂论》在内的，整部《曲律》直至天启三年(1623年)王骥德病重时才寄给毛以健，次年刊行于昊中，王骥德不及见其新刻即病故。 由于有关“毛允隧贻我昊中新刻一峡”的记述在《杂论》第I20条，而追忆吕天成的文字在同卷92条，由于我们不能断定王骥德是否按编年体编排《杂论》，所以我们也无法据此推断毛赠《挂枝儿》给王骥德是在吕天成死去后，但是《杂论》既然不是在万历三十八年既已编进《曲律》中，徐朔方先生据此推导出的王骥德得《挂枝儿》是在万历三十八年，《挂枝儿》的刊行不早于万历三十八年的结论就是不成立的。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