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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提出了世代累积型作品是以“高山流水式”传播模式广播于世，最终成为一种渗透全社会的文化现象；揭示了在传播过程中主要得益于其倾向志异写奇、彰显道德意义、注重传播载体、立足最佳时空、借助传统文化等因素。 在中国古典文学传播史上，中国古代小说，特别是通俗小说，大都有一个由素材积累、逐渐加工和最后形成较高质量小说文本的过程。明朝是中国小说最兴盛的朝代，其中代表作品有所谓的四大奇书，这四大奇书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都是由说话人的底本演化而来，再经由一些文人加以润饰、考证、整理而成的。此一类由不知名的群众作者同文人作家先后参与进来，对原始素材、先行故事和并行的修订本进行加工制作、修改完善，历经数代而后由杰出文人写定的作品，有学者称之为世代累积性作品。[1] 古代文学传播学是传播学的分支学科，当前研究者试图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挖掘传播学思想，来完善和建构中国的传播学体系，但收效甚微，盖与研究者的着眼点不准，概念不清、用力不够有关，进一步的研究亟待跟进。在传播学视野下对世代累积型作品进行文化把握和理论阐释，从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式出发，对世代累积型作品的传播现象和传播过程进行简要勾勒，归纳出颇具规律性的传播模式，无疑是传播学中国化的一种积极探索，也是为传统文化复兴寻求新途径的一次积极尝试。 一 纵观世代累积型作品的传播过程，宏观上似可归为“高山流水式” 的传播模式。“高山流水式”的传播模式就是作品从传播者流传开来，如泉水从山顶流下一般，其过程中吸纳百川汇成巨流，从而形成一种信息的洪流，致使传播的态势越来越顺畅并最终取得很好的传播效果的一种传播模式。而这一传播模式形成的基础就是其文本具有开放性。众所周知，通俗文学是一个最少禁忌和成见、最富生命力的领域。因此，众多的民间艺人得以在传播过程中参与进来，如从晚唐五代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代的《西游记平话》、《西游记杂剧》，到明中叶百回本的出现，《西游记》的创作由民间说话的朴拙、稚嫩，渐次向文人化过渡；吴承恩就是因为读过玄奘法师《大唐西域记》、慧立《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平话》等作品，为西域茫茫的奇山险壑所吸引，十分景仰玄奘的坚韧不拔的毅力，他决心对唐僧取经故事进行再创造，因而便写成《西游记》这部长篇小说，终于达到了艺术创作的一个巅峰，成为神魔小说创作的典范。[2]《西游记》的奇幻奇趣也吸引了西方传教士、外籍华人、留学生、商人等的注意，并通过他们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 从纵向传播的角度来看，源远流长的世代累积型作品在不同时代的传播过程中，传播者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队伍，既有不知名的群众作者，也有很知名文人作家，更有众多文人有意无意间参与其中，甚至包括西方传教士、外籍华人、留学生、商人等，这个过程很像山顶溪流，水流得越远蕴含的东西就越多、挟带的矿物质越多一样，汇入的泉水越多流动得就越快；世代累积型作品蕴含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具有的价值越高，对读者的吸引力就越大，在传播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吸附读者看重的或者再创造过程中新生出来的东西的能力就越强，内容会越来越充实爆满、博大精深，从而传播得就越顺利。由此循环往复步入良性的传播轨道，世代累积型作品就逐渐成了一种渗透全社会的文化现象。其丰富的精神内容，凝聚着社会广大群众的历史观、伦理观和价值观，反映着社会各阶层意识的折衷，在相当程度上集中、融会了中国古代，特别是中古以后我们民族的普遍思想意识、观念心理，这正是世代累积型作品数百年来为社会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广泛接受认同，亦为最高统治者所容纳和利用的原因。 世代累积型作品的广泛传播，既得益于其最初的思想、艺术成就，又更大程度上由小说本身以外的许多原因造成。盖因为世代累积性作品的成书动辄成千上百年，如三国故事发生的东汉时期距罗贯中成书的元明之际已有一千多年时间差；北宋末年发生的水浒故事经过200多年的演进，施耐庵、罗贯中才在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话本、戏曲的基础上写就了中国第一部长篇白话小说《水浒传》；《西游记》从唐代玄奘取经以来，到明中叶《西游记》百回本的出现，中间经过近900年。[3]这个时间差至关重要，在数百乃至上千年的悠长年代中，人们在传述故事的过程中，又孳生和粘附了超过小说容量的更多的文化内容，已经将各种历史时期的思想意识、政治、伦理、历史评价标准、人生价值观，统统熔铸在历史故事之中，到最后定成书时，已经粘附了以汉族为主的几乎全部中国文化。这使得小说由于小说接受了历代多个阶层人士评价和解释的意识积累，使其历史观、政治伦理观以至人生价值观具有历时性全民共识的意义，因此它比任何正史更能引起世人的关注，更为普通大众所喜闻乐道。 从横向传播的角度来看，源远流长的世代累积型作品在同一时代的传播过程中，如河流在流淌的过程中总是倒映出两岸的景物，世代累积型作品也总是能好好地反映它广泛传播的那个时代的一些特征，不断增加自身的信息含量。如北宋“说三分”已形成“尊刘抑曹”的倾向。那是因为南宋是一个偏安政权，人们强烈呼唤正统秩序。朱熹编纂《通鉴纲目》时，尊崇类似南宋的刘蜀为正统，加上两宋理学家们对儒家伦理思想的升华和强化，这些反过来又必然会影响民间文学的价值认定。宋元时一代又一代的市井说书人，在民族矛盾的影响下，浸透了忧国忧民的心情，他们对历史故事加工后，“史”的成分在淡化，“艺术”的成分在增加，从而宣讲的主旨逐渐在英雄传奇中，大力渲染正统观和忠孝仁义。最早的三国话本元代《全相三国志评话》，虽只“粗具规模”，但其主题思想倾向已同罗氏《三国演义》接近。这种适应时代需要的艺术加工，无疑更加强化了人们对三国历史的浓厚兴趣。 由是可知，世代累积型作品在传播过程中始终以善于吸纳民间的平民意志而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不论故事与人物多么绚丽，毫无例外地都反映着它所出现的那个时代或政治的、或经济的、或社会的、或文化的折光。如果作品没有对时代的曲折反映，它就没有起码的价值。世代累积型作品发根于正史，却更多地取材于民间口头创作，直接汲取了人民创作的题材、思想、形象和语言，使作家的天才和人民的智能得到了高度的结合，使先行的故事与时代的脉搏逐步合拍。正因世代累积性作品由题材内容到体裁样式，广泛吸纳和多方借鉴民间“说唱艺人”传唱表演的口头传说故事，才使得其作品中的人物至今仍然通过民间艺人的鼓词、评书、戏曲活灵活现地生活在他们原始发生的土壤里。当然，世代累积型作品不是现实的直接写生，而是由社会心理与文学创作意义上的“想象和虚构”生成其情节结构的供人消遣、娱乐之需的叙事话语。 二 以上是从世代累积型作品外部的角度研究其高山流水传播，下面我们再从世代累积型作品内部的因素来探究其何以能够在传播过程中“飞流直下三千尺”。 从传播内容来看，世代累积型作品倾向志异写奇。世代累积型作品多是“演义”、“传奇”、“大话”历史上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故事，最后分别有一个人把它写成定本。不仅有其历史之根，而且有演义、传奇、大话加以渲染，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动，使彼此都逐渐超出了它本来的能量，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历史魅力和艺术魅力。如《水浒传》本身就是对“宋江起义”的传奇，《西游记》本身就是对《大唐西域记》的戏说、对历史上的玄奘的戏说。 在传播目的方面，世代累积型作品包含明显的道德成分在内。从通俗文学的角度看，无论话本、讲史、杂剧、戏曲，都遵循着一个总的道德原则即“忠”、“义”，这是时代的局限所决定的。从作品的流传看，没有道德色彩的添加，世代累积型作品是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同以至传播开来的。《三国演义》处处流露的正统思想和忠义精神，是世代累积型作品中最为人们喜爱，对人们思想影响最大的地方。如在明、清两代，农民起义军普遍地把“桃园结义”故事当作组织自己队伍的典范；现代香港的黑社会也仍在拜着“关二爷”。 在传播方式上，积极借助多种艺术的助力。六百多年来，各种艺术形式以世代累积型作品为重要题材，衍生出大量的诠释、改编与创新之作。它们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世代累积型作品的广泛传播，而且以其各具特色的艺术魅力而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它们与世代累积型作品一起，形成一片绚丽多彩的艺术天地，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 在传播的动力方面，创造性模仿和文学评论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仅以改编为例，同一个故事在不同的时代，由不同的传播者，改编为不同的体裁，传播给不同的受众，从而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如对吴承恩《西游记》的模仿，好多续书昙花一现，但新的续书还在与读者见面，《大话西游》言犹在耳，市场上又在传播《唐僧遗情书》了。 在传播环境方面，立足最佳的时空结合点。首先暗合了时代的脉搏。如有学者认为，宋江起义得以格外的流传是因为民族战争的爆发。其次而文本写定者处于便于传播的集散地。商业的繁盛，经济的高度发展，城市的规模扩大，这些都与传播活动的强度、力度、深度、信息覆盖面等紧紧地联在一起。譬如杭州、苏州以及福建均是当时印书业的重镇。[4]世代累积型作品也正是从这里传播到全国的。 世代累积型作品的传播得益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从时代累积型作品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效果来看，因为小说本身突破了文学的范畴，它传播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所以进入不同文化传统的地域就会受到阻滞，这也是文化碰撞、交流的折射。如国外的“三国热”主要是在传统文化背景相似或者交流频繁的亚洲地区，表现最突出的就是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5]而在欧美国家，由于文化传统不同，世代累积型作品的传播远不如亚洲那么广泛。 三 综上所述，世代累积型作品的广泛传播是由作品本身的力量与产生作品的土壤即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性质的力量共同形成的。这主要得益于开放的文本容许多时代不同阶层的人员参与进来，使其宗教观、政治伦理观以至人生价值观具有历时性全民共识的意义，成为雅俗共赏的作品，得以“高山流水式”的代代相传，最终成为跨越时代、跨越民族、跨越国度的作品。 参考文献： [1] 周先慎 《明清小说》[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 [2]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纲要（二）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3] 章培恒 骆玉明主编 中国文学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4] 曹萌 《明清小说的文化批评》（明代卷）[M] 北京：研究出版社，2001，6 [5] 赛珍珠著《中国小说》[M]． 1974年由纽约哈斯克尔豪斯出版社再版 (作者系郑州广播电视大学教师） 原载：本站首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