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前的学术状况真能由学术自身来解决吗？学术制度的改善，包括建设、健全学术体制。改变现有的从申报、评审、立项、发表、评价、出版到奖励这一整套学术运作模式，就能改变现在的学术状况吗？完善了学术制度，相信能够避免一些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行为的产生，但是否就能保证中国学术向良性的方向发展呢，还很让人怀疑。因为目前最致命的问题还不在于失范、不端和腐败，而在于全面的平庸和缺乏创造性。
    学术领域中过多的政府行为，名目繁多的“基地”、“中心”和“重点学科”、博士点评审，正在将中国学术界驱赶到一条“学术大跃进”的路子上去。繁荣发展社会科学，演变为一场立项、写作、出版、评奖的竞赛，各单位都拨出重款鼓励和支持成果出版，书店里忽然滿架是新书，令外国同行大为感叹：“中国学者成果真多啊，多得让人看都看不过来！”但是这些“成果”的学术价值如何呢？只需举个例子就知道。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研究宋词的学者已统计出，关于李清照的论文多达九百多篇。此后我的印象是每年仍以起码三四十篇的数量增长，全注和选注本应已有几十种。这些印刷品都在制造“学术成果”直观上的量感，并通过抽象的数字统计描绘出“学术繁荣”的曲线。
    这种学术泡沫的泛滥，结果是可怕的。首先，这种低水平的重复，造成学术资源的极大浪费，重复立项，重复投入，重复出版，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其次，无规则的学术活动，带来普遍的不正当竞争，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不仅扰乱了学术秩序，也伤害到中国学术的国际形象；复次，大量学术泡沫的堆积，增加了信息处理的难度，同时败坏读者和学者的阅读兴趣，最终使有限的有价值的成果湮没在无穷的废纸中。事实上，经过几年来的“学术规范”呼吁，现在的学术出版物，形式上已颇有“规范”了——注释格式很标准，有参考文献，前面有关于研究现状的说明。但最终有没有独创性见解，只有天知道。经常可以看到，权威期刊发表一篇略有新意的论文，三四流的期刊就会跟进一批同一题目的通俗版和稀释版。照搬照抄不加说明，还都是厚道的，不厚道的照抄了主要观点和材料，还要挑个无关痛痒的细节商榷一下，说起来也参考了你的论文。
    大面积的平庸和重复发表，才是目前中国学术最大的问题，它使少数有价值的成果难以探头冒尖，最终大家一起窒息。这种后果大家都已看得很清楚，但没有人开出对症的良方。也许社科院系统的学者，置身于竞争之外，旁观者清，能一针见血地扎到病根。一直关注学术体制问题的青岛市社科院杨曾宪研究员，最近在《首先要“裁军”》（《社会科学报》2005年1月13日）一文中指出学术队伍的超员问题。这其实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弊端，近年大家对学术滑坡的议论，往往都集中到学术大跃进的话题上来，只不过没有直接提出“裁军”建议而已。
    话要从高校的晋升制度说起。大概只有中国的高等学校，晋升职称以学术著作及其数量为惟一标准。不管什么大学，哪怕是专科学校；不管什么系科，哪怕是公共课教研室；不管藏书条件如何，不管上多少课，晋升职称都唯“学术专著”是论。有些城市，有些学校，根本不具备科研条件。有些普通院校，教师课程繁重，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做研究，到评职称时一律看专著。于是高校就形成全民搞科研的奇怪现象，而所谓科研，也就是写书。过去曾听说，有自费买书号，只印十几本申报职称的，现在大概不用这么做了，大学正恨不得将每个老师敲出的字符都码成书！
    与高校全民搞科研的热潮形成反差的是，最应该搞科研的社科院系统却很不景气，办公和科研经费严重不足，科研人员福利待遇低，人才流失，不务正业。据省级社科院的朋友说，由于经费短缺，研究人员收入低，待遇差，全都人心浮动，提不起做研究的劲头。中国社会科学院虽然研究条件较好，但因收入、住房和其他福利与高校差距较大，也产生人才流失，军心涣散的情形，科研人员看似都在忙碌写作，却不能将精力投入到有价值的课题上去。为弥补收入的不足，不得不去编书、讲课，将时间用到学问以外的地方。1988年我进文学所工作的时候，全所250人在编，如今只有170人；古代室当时是40人，现在只有20人。一个国家直属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到底需要多少人合适，这是另一个问题，但事实是社科院系统已在裁军了。我们不禁要问，相比高校的学术大跃进来，这军裁得合理吗？
    社科院系统原是国家直接掌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专职队伍，建国以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务院直属的研究机构，集中了大量的研究人才，在文学、史学、哲学、语言学、经济学、考古学等领域，为国家赢得了崇高的学术声誉。尽管近年由于人才流失和在各种学术竞争中所处的不利位置，社科院的学术实力不免有所减损，但全院每年出版的论文、专著数量仍超过国内任何一所大学。2004年全院共出版学术专著333部，论文4263篇，研究报告940份，这还不包括古籍整理、教材、译著、论文集、资料、工具书、软件等成果。
    社科院的重要，关键并不在于成果数量，而在于它承担的众多基础课题和前沿性的社会调查、对策研究，这是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高校教师因有教学任务，往往很难胜任同类的课题和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社科院是学术领域里一支能打攻坚战、持久战的生力军，同时也是一支随时可以调遣的快速反应部队，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年中央再三强调大力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对人文、社会科学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社科院系统应该说也面临新的机遇，但由于体制上的行政机构属性，在科研经费、人才竞争、福利待遇、学术交流等方面仍受到很多限制。在计划经济时代拥有的一些长处，到市场经济时代适足成了短处。一个规模庞大的智力资源，令人遗憾地未获得充分的生长和开发。这在中央政府的投资是个损失，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则不能不说是个浪费。
    放眼世界各国，科学制度各有不同，设置国立研究院的国家并不太多，即便有也往往不是实体的，而是通讯式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院尤其是前者，都是由国家设立，如法国的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日本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韩国的精神学院等等。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所，也等于是国立的。这不只因为人文学科作为基础研究的重要，也因为在商业社会中，“只有国家才有能力维持一种没有市场的文化”（布尔迪厄、哈克《自由交流》中译本第68页）。国家对这种文化研究的支持不是无偿的支出，更不是一种高雅的装饰。雄厚的基础研究可以培养强大的技术实力，而人文、社会科学对国家实力的影响，只要看看法国、德国的成功就可以明白。如果说美国人靠地大物博和移民政策，日本人靠国民的勤勉和善于学习贏得成功，那么德国人和法国人或许就是靠思想文化领域的无限创造力自立于强国之林吧？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说，法兰西和德意志是二十世纪对人类思想文化贡献最大的两个民族。
    就我国目前的科学水平和国力而言，集中人力、物力攻克高精尖和规模、难度大的课题，是很有必要的，因而有必要装备一支国家直属的精锐部队，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是这样一支特殊部队。对过于庞大的学术队伍，裁军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裁哪部分人马。精锐部队非但不能裁，还应该加强。所以，裁军命题的真正含义实际是学术资源的重新配置，而其配置的原则应是合理和高效。不能拿装备导弹部队的费用去武装民兵。
    就目前学术资源的配置来看，正好像是在压缩导弹部队的预算以装备民兵。为什么这么说呢？高校的全民科研和不切实际的数量要求，正在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有限预算投入到大片毫无希望的学术荒原中去。学术研究是一种高级精神劳动，对学者的精神素质和体力都有很高的要求。正像不是每个物理教授都能成为科学史上的发明家，也不是每个哲学教授或经济教授都能提出新的学说，生产新的知识，学者也需要天分和才能，尤其需要大量的时间，许多优秀的教师不能成为学者，反之亦然，很多杰出学者也不是好教师。老辈学者中，比如汪辟疆、王易、郭绍虞、唐圭璋、谭佛雏等先生都不善于讲课。有人适合作研究，有人擅长讲演，应该发挥各自的才能，各尽其才。现在不管学校条件如何，不管人的禀赋如何，一律要求做研究，难免赶鸭子上架，结果大量的所谓成果只不过是在浪费资金和纸张。
    放眼国外的高校，也不是什么大学、什么专业都要求科研的，只有名校和有实力的重点学科才有科研要求，一般教师主要靠年资晋升。这样，科研就只是一小部分人的事，资金也得到集中的使用，保证成果的有效产出。目前国内高校的全民科研，既无谓地消耗了有限的学术资源，又迫使教师不得不制造学术泡沫，形成种种学术不端行为。
    为此，我们在思考学术体制改革时，首先应在观念上解决学术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通过将高校分类，使教学与科研分流；改革研究院的体制，将经费主要用于提高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工资，鼓励个性化的研究；严格控制项目，使学术资源得到集中有效的使用。一句话，就是使学术成为一小部分人的工作，改变目前该做研究的人不能全力做研究，不该做研究或不能做研究的人却勉为其难的局面。
    学术研究是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的，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学术研究应该说是一个很奢侈的事业，但这方面的投入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在现在的条件下，让政府来全力维持科学研究，不用说有相当的困难。我们应该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呼吁全社会来支持基础研究，以立法或税收为杠杆鼓励民间资金投向学术，设立支持学术的基金会。只要全社会形成重视学术的观念，愿意支持学术，而不是只愿在办晚会上烧钱，我们就不难拥有一个光明的学术前景，拥有一个民族文化的光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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