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 古代士人历经宦海沉浮后，在为保全性命或官职而顺时应世的过程中，人格结构上产生了内在的不协调，形成了新的人格。即贬谪士人的人格在儒道的夹缝中异化，儒家异化了其人格，道家将其还原复苏。这种内在的变化在其文学创作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并伴随着贬谪文学的传播，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中华民族性格中蕴含着理想与矛盾的人格成分，因此我们对已然形成的中华民族性格，我们应该审慎地评价，批判地继承。 关键词 贬谪士人；异化人格；文学表现；后世影响 在中国本土文化哲学中，宗法伦理、忠恕之道、修身养性、学以致用、以天下为己任等，一向是儒学中最为重要也是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儒的目的在于调节个体与群体的关系，积极进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代代硕儒所耿耿于怀的。儒家文化在影响人们的文化心理、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价值选择的同时，所暴露出的负面影响，儒的化个人命运为社会理想，积极进取，向内修身的人格模式自庄子开始引起人们的担忧。庄子所谓的“天刑”是一种人的自我纠缠，即人生目的非人化所引起的行为悖谬。这有些接近马克思所说的“异化”。李大钊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孔子的所谓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牺牲个性的第一步就是尽孝。君臣关系的忠，完全是父子关系的孝的放大体。因为君主专制制度完全是父权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发达体。”事实也是如此，古代士人介入社会生活后，特别是经历过仕途沉浮、宦海泅游的贬谪经历后，士人所特有的具有某种特征的人格类型确是悄然地发生了变化。 一、贬谪士人的人格异化 1、人格 人格一词来源于拉丁文“persona”(演员的面具),英文、法文、俄文中的“人格”都源于此。人格一词的使用范围非常广泛，含义也有很多种，除了心理学之外，在哲学、社会学、法律学、文学等许多领域都涉及到这一概念。即使在我们现在讨论的心理学界，也没有一个定义，因为人格的定义随人格心理学家的理论观念而异，有多少种理论就可能有多少种定义。其中，精神分析流派的心理学家声称：人格发展中，无意识心理对他们的行为方式的差异起着很大的作用；特质流派的心理学家确信，人是处在各种各样的人格特征的连续体上的某个位置上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人为，人的责任感和自我认同感是造成人格差异的主要原因……，每个流派都在人格的研究上存有价值。按照心理学界的一般理解，人格形成于特定的社会环境，是具有稳定性、系统性的各个心理特征的综合。 2、贬谪士人人格异化的表现 概而言之，不同时代的士人人格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关于人格理想的话语是先秦士人在春秋战国那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提出的，实质上乃是表明自己对社会状况的一种态度，也是他们面对各种外来刺激进行自我充实、自我砥砺以便维持其心理平衡的一种有效方式。虽然他们本身也不一定能够做到，但这本身即标志着士人的一种主体精神的高涨，标志着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增强。秦以降，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日益强化的形势下，士人阶层的理想人格日益萎顿，逐步沦为君权的工具。汉唐士人的理想人格结构基本上是典型的二维对立的模式，或进，或退，或仕，或隐，或以天下国家为本位，或以个体心灵为本位，二者取其一。宋代士人则追求一种和谐的人格理想，融进与退、仕与隐、以天下为己任与以个体心灵的自由与超越于一体，不再以退隐作为修身养性的必要条件，也不再以仕进为人生的最高目标。他们在进中能退，在仕中能隐，或因个性原因而不愿出仕，也绝然不会于天下之事毫不萦怀。 从人格的定义中所知：它是在一定的环境中形成的，而当这个形成之环境条件发生了变化后，它的稳定性和系统性也必然会随之变化。古代士人介入社会生活后，特别是经历过仕途沉浮、宦海泅游的贬谪经历后，士人所特有的具有某种特征的人格类型悄然地发生了变化。在儒家文化的诱导下，在仕途中一些不良文化环境因素持续作用下，使得具有某种个性特质的人在人格结构上产生了内在的不协调，在为保全性命或官职而顺时应世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人格。仕途沉浮让他们感受到了“第二个世界”，意识的自我缠绕、矛盾斗争对其原有思想的歪曲以及儒家观念对贬谪士人的负面影响，这些因素决定着知识分子的价值判断，必然使其人格特质，发生着变化，按照官场圈的行为模式去组织生活方式，规范行为，最终导致心理层面的模式化，形成贬谪士人的异化人格，其特点表现在个性的、富于倾向性的文学创作上，其心理特征表现于思维行为时，并具有相当的综合性与持久性。这种异化人格最集中的表现就是中国士人集体不自觉地推卸他们本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坦诚、求真、不畏权威的治学精神等士人应该坚守得到的理念地悄然消退；说话绕弯子，凡事留余地，也是贬谪士人异化人格在学品上的折射。最终，士人乃至华夏世人都成了理想人格和异化人格的矛盾体，具有了双重的人格。 3、贬谪士人人格变异的影响 贬谪士人人格的异常心理活动和正常心理活动之间的差别常是相对的，极难以某一个维度如：时间、内容、个体行为表现，情感反应等上规定一个正常、异常的分界线，但在有些情况下两者又有实质性的差异，这就是理想的士人人格和中国化的实存的“贬谪士人”人格的分歧所在，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具有贬谪士人异化人格的个体，对作为发展着的个体的作家自身来说，他们背叛了自己曾经执住不放的纯洁、勇敢而又充满理想的本我，变成世故、卑劣的社会化人格的自我。由此导致了官场内外庸俗社会学的蔓延，克制、含蓄、保守、忍让等一切降低生存风险的伎俩都成了官场生涯的烙印，由于士人的特殊地位，久而久之又变成了民族的一种美德，而且大言不惭地嵌入到所谓东方文化的精髓当中。 二、引起贬谪士人人格异化的原因 人格是一个可从多角度透视的问题。通俗地讲,人格是人们在长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将社会关系和社会文化特质内化到主体文化心理结构中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心理特质、行为规范和角色模式。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格有两个基本的规定:其一,人格标志着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点;其二,人格标志着人的个性特征。因此,人格既是社会环境制约的产物,又是个人主观选择的结果。立足于这样的基点来寻找和研究贬谪士人人格塑造中的内外界因素无疑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 1、文化心理因素 在教育的价值中，人们历来重功能而轻本体，而且只重单一的功能，如“书中自有黄金屋”，“学而优则仕”，读书只为求官攀高等。诸如类教育价值的观点，实际上是让自然人在接受教育的过程再次陷入分裂状态，把教育引向异化。以致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士”一直是作为政府的附庸著称的，古人之所以读书也仅仅是想谋个一官半职，光耀门庭，这样知识本身没有独立的价值，它仅仅是一种走上仕途的手段而已。中国古代的士阶层根本没有自己的地位，而是靠“官”的职位肯定自己的价值，在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生理想之中，“治国平天下”是儒生的最高理想。[1]随便翻捡古籍，便可发现这样的论断：“不仕无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不能致功，虽有贤名，不予之赏。……则百官勤职，争进其功。” 士的最高人生理想是“仕”，这必然使士失却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力，为了走上仕途肆意逢迎官方的意志，使其最终成为一个脑力劳动工作者，而不是肩负启蒙重任的人类的良心，这样知识成为一种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2]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自然也可以在古籍中找出“从道不从君”之类的相反的叙述文字，然而我们也需要注意经典传统和民间人文传统、理论与理论实际传播中的差异，而后者正是家庭教育和代际传播中的重要方式，它影响了一代代青年士人的价值理想，这最终注定了中国人特定的生命肯定方式和对成功的理解。 2、社会环境因素 首先，人格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官场是一种特别的生存环境，它所内蕴的文化与传统人文思想有着巨大的差异，一方面，传统人文思想无法在官场中证明自己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官场则可能将传统文化支解得七零八乱，文化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因此受到冲击。贬谪士人在其中难以接触到完整而健全的人格模式，因而，形成的人格就很难具有稳定性，人格变异在所难免。 其次，贬谪士人人格的不稳定性，也相应地影响到贬谪士人的思维模式。人类没有能力战胜自己的私欲，尤其是不能战胜自己征服别人的权欲和比别人强的优越感。于是，现实中的道统往往屈服于势统，少有士人为了维护道统而愿意饿肚子。 第三，现实生活中的压力太大。“官本位”的社会氛围里，从官场所得到的快乐和满足，使他们感到仿佛自己高人一等、少了许多社会中的忧愁和烦恼。这样的结果在心理上出现两种效应：一是使处于征服欲望支配下的个体的自尊、自信感得到虚幻的满足；二是由于这种自我给付的虚幻满足，导致心理适应能力的降低，自我调整功能失衡，强化了人格变异。 三、贬谪士人人格异化的文学表现 没有一个健康的人格，就不可能成就一个健康的学品，这一点必然反映到其文学创作中去。异化人格与理想人格是一种相互纠缠、相互矛盾的关系。而儒的入世、道的超脱、禅的意趣在无形中平衡着双方的偏执，这就在客观上为面临进取与隐逸两难抉择的士大夫，起着心理上的协调作用，从而巩固了中国士人阶层的这种特殊的悖反心态。如嵇康、阮籍素以“非汤武而薄周礼”著称，不为所用，深受迫害时，则以“穷达有命，亦又何求”聊以自慰，优游于山水之间，“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感悟到了“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的乐趣。但他们内心深处都总念念不忘“君静于上，臣顺于下”（嵇康：《声无哀乐论》），“君臣不易其位”（阮籍：《乐论》）。既向往盛世太平，又牢记伦理纲常。当陶渊明意识到自己是“误落尘网”后，随即“守拙归园田”。但他既自感“久居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却又时显“金刚怒目”相，心中念着还是“岁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3]与之同时代的谢灵运、颜延之、鲍照、谢脁、沈约等人，也都经常徜徉于出世与入世的十字路口，时而“丈夫生世能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时而又“朔风吹飞雨，萧条江上来”。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大凡在政治上春风得意，或在仕途中跃跃欲试，或曾受到某种可证明“皇恩浩荡”的礼遇，则往往积极进取，锐意革新，不仅执著地追求自己的政治抱负，而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种大济苍生的伟大使命感顿时油然而生。而每当仕途失意，落拓潦倒，不为人用，甚至不为人知时，则往往转向自然，寄情山水，浪迹于江湖，返朴于林泉，于是乎，高蹈出世，隐遁绝俗，“和同天人之际，使无间也”（注：扬雄：《法言•问神》）。到了此时中国士大夫才往往典型地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诗哲画师，回归至康德所言之既无明确的目的而又符合目的性。唐宋时期，禅宗勃兴，禅意升华。唐时，道佛合流，开意境说之先河，宋时，儒佛会通，成理学体系而为一统。士大夫中的翘楚，往往得意时，“一日看尽长安花”，不遇时，则“明朝散发弄扁舟”。被誉为“文章冠世，画绝古今”的王维，年轻时也曾唱出“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一类的壮歌；可步入中年后，尤其是因“安史之乱”而“陷贼官三等定罪”后（注：见《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他看淡一切，沉湎佛理，“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倾心于山林，留意于泽畔。[4] 宋代名士苏轼也是典型的具有两重性格的艺术家，他既钦慕屈子、孔明、陆贽等经世济时之风云人物，又酷爱陶渊明、谢灵运、王维这样的避世高人，追求禅理之精妙，欣赏隐士之逸趣。这样的悖反心态，在中国士大夫中比比皆是，不只盛唐的孟浩然、储光羲等人，高、岑、王、李之辈皆有同感，中唐的刘禹锡、李商隐、杜牧、温庭筠、聂夷中、杜荀鹤等人也都有过同样的上下沉浮和坎坷经历。宋代名流，如梅尧臣、苏舜钦、柳永、晏殊父子、秦观等，各自都怀有“有补于世”的雄心壮志，又都人到中年常觉“无可奈何花落去”。就是杜甫、韩愈这样一生忧国伤时，“临危莫爱身”的醇儒，也曾冒出过“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等暗合佛意的念头。禅的渗透及变异，使得中国士大夫的“狂放与适意”的心态得以宣泄，而禅与实用理性的结合，又使“旷达与忍让”也得到了统一与谐调。即令韩愈这样的人物也时而写“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时而又说“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脁”。到了后来发展至“狂禅”，则更由对禅的理解须有淡泊、宁静、寡欲起始，而一变为纵欲无度。所谓“若心常清静，离诸取著，于有差别境中能常入无差别境，则酒肆淫房，遍历道场，鼓乐音声，皆谈般若”（知归子：《居士传》卷三十一）。禅意的世俗化倾向极大地刺激了虽不身居禅院却心向往之的士大夫们原始生命张力的外泄。旷达与忍让的统一，又使文人学士找到了自信、自慰、自得的心理平衡机制，从而使人的主体意识也变得更为强烈，更加超拔。 至晋代，贬谪士人的异化人格始有所超脱。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一位代表。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来，他的一生却是很艺术的。他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时运》等作品，都是其艺术化人生的写照。他求为彭泽县令和辞去彭泽县令的过程，对江州刺史王弘的态度，抚弄无弦琴的故事，取头上葛巾漉酒的趣闻，也是其艺术化人生的表现。而酒，则是其人生艺术化的一种媒介。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而含真。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绳墨的约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表达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5] 四、结语 就贬谪士人的异化人格及其表现进行解析，探究其产生的原因、特征和影响等问题，进而揭示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某些历史特性，是继承文化传统、弘扬民族精神的一件颇有价值的事情。贬谪士人内在的人格变化在其文学创作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并伴随着贬谪文学的传播，一定程度上贬谪士人人格的异化直接影响了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中华民族性格中蕴含着理想与矛盾的人格成分，因此我们对已然形成的中华民族性格，我们应该审慎地评价，批判地继承，如倾向和睦的优点是有利团结，不足是乡愿、滥好人满世界；趋于谨慎的优点是细心，不足是喜拘小节等等。因此，在当下全社会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的氛围中，仍要保持应有的机警和魄力。 参考文献： [1] 曹萌 《明清小说的文化批评》（明代卷）[M] 北京：研究出版社，2001，6 [2] 王运涛 略论贬官士人的特殊心态及其文学表现 [J] 沈阳大学学报第16卷第5期81-85，2004,10 [3] 张少康 中国历代文论精选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8 [4]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纲要（二）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5] 章培恒 骆玉明主编 中国文学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作者单位：郑州广播电视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