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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与突围 如果说，八十年代的女性写作犹如涉渡之舟，女性知识分子与男性同道的文化努力共同背负着、推进着一场伟大的进军，一次由黑暗艰辛的此岸向黄金彼岸的涉渡，那么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便如同一场幻影密布、歧路横生的镜城突围。 换言之，尽管八十年代群星灿烂的女性写作，使女性的性别表述艰难地从单调的“女性风格”规定与书写行为自身的“花木兰境遇”中浮现，但女性性别的边缘身份与彼时知识分子群体的边缘身份的“天然”契合，使得其间潜在的女性话语不断为男性精英知识分子的话语所借重并遮没。 如果说，此前女性写作的“花木兰式境遇”——化妆为超越性别的“人”（不如说是男人、至少是准男人）而写作的追求，在撞击男性文化与写作规范的同时，难免与女性成为文化、话语主体的机遇失之交臂，并在有意无意间放弃了女性经验的丰富庞杂及这些经验自身可能构成的对男权文化的颠覆与冲击，那么，九十年代女性写作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便是充分的性别意识与性别自觉。然而，一旦女性写作以明确的性别身份进人文化视野，那么，它立刻面临的不仅是男权文化的狙击与壁垒，而且更重要的是立刻面临久已围困着女性的文化镜域。 奇遇种种 要勾勒一幅九十年代女性文化的地形图，恐怕并不能在女性写作内部来完成。除却为商业化所助推的女性文化地位的急剧下降之外，女性的生存现实也在社会转型之中经历着或快或慢的恶化过程。 如果说，十数年前，当西蒙娜·波伏瓦的《第二性》或奥康纳的《女性的奥秘》等书在华翻译出版之时，她们所言及“永远的第二性”或“郊区住宅主妇的无名症”，尚令中国女性不甚了了，甚至一头雾水，那么时至今日，“进步”的步伐则将类似的现实抛至在中国妇女面前。 首先，一如九十年代初年对昔日禁忌、敬畏与意识形态的大规模“即时消费”，文化市场一度将女性写作的严肃文学作品的文学“纯正性”作为一种“非商业”卖点。当然，与此同时，大事张扬的作家的性别身份，仍是商业炒做的必需要点。事实上，这正是文化转型期特有的“浮桥”式文化现象——“大众”的文化消费行为，以分享精英、或日高雅文化为先导与过渡。 其次，便是以先在的观看、窥视视野，将女性的个人化写作，定位在“暴露”、甚至“准色情”的销售方式上。 再次，是有效地包装并诱导着严肃的文学写作、尤其是女性写作向商业行为——通俗、畅销的转型。在此，开风气之者，是九十年代初年层出不穷的儒林怪谈之——张艺谋订购五部长篇《武则天》。其中两位女作家——须兰和赵玫的《武则天》合集，便被率先使用了一个极端有趣的“包装”：暗蓝色的封面中心横贯了一个无头无腿、为白纱缠绕、因之若隐若现的丰满的女裸体照片，其腹部下方盘踞着一条拼贴上去的舞爪金龙，而封面上缘，则是两行广告词云：“张艺谋为巩俐度身定作拍巨片，两位女性隐逸作家孤注一掷纤手探秘”，封底则是两扇朱门悄然半掩，和封面一样充满了色情的暗示与氛围。 原画复现 作为对八十年代女性写作的继续与伸延，九十年代的女作家们有力地加人了对她们曾参与构造的伟大叙事的裂解，并尝试从这裂隙间显现始终被遮蔽的女性经验。 《香港的情与爱》、《长恨歌》成为王安忆的序列《逐鹿中街》、《岗上的世纪》的变奏与伸延：仍是危险而精明的性别间的游戏，但王安忆再度变风：这类微妙而不无残忍的游戏被赋予一种无限铺陈而华美的语言。 《纪念乐师良宵》堪称须兰的力作之一，在少女良宵的视点中全景、同时又是残片般地显现出南京大屠杀那幕惨绝人寰的浩劫。但不是、或不仅是历史对个人的劫掠，而是历史的灾难场景的“个人化”呈现。这幕现代史中至为惨烈、悲壮而屈辱的一幕，这一不断被记忆、又不断被忘却的一幕，在一个十六岁的恍惚少女的眼中，呈现为回声悠远、血痕犹在的震撼。 在孟晖精美如内绘瓶画、简约洒脱如笔记文的“有堂听雨”系列中，在孟晖宁和的鬼魂出没与似真似幻的心灵漫游中，一个显在的张力是，这些感发自《阅微草堂笔记》、脱化自《诗经》“汉上有女”、庄子的“蝴蝶梦”等的汉语文学写作，一方面明显地受到欧洲现、当代文学的影响，另一方面无疑隐含着某种对文明及女性命运的感悟（尽管孟晖曾明确地表示对“女权主义”的质疑）。 铁凝的一个出色的短篇《遭遇礼拜八》则以一幕令人忍俊不禁的小喜剧延伸了这一有效的努力。其中，女主人公朱小芬颇为主动、且极为幸运地得以从乏味困顿的婚姻中解脱出来，但她必须面对的并非社会的冷眼，而是无所不在、叫人啼笑皆非的同情怜悯。因为人们如此天经地义地认定一个始为人母、已近中年的女人，如若离婚，便不可能不是弃妇。而“我们”必须以社会的正义、俯瞰的同情、无限的怜悯将她包裹起来。于是，快活的朱小芬度过了难熬的、似无尽头的一个礼拜，直到人们看到了她眼中的“泪水”。如释重负的人们并不深究那泪水的出处，它终于再度证明女人是天生的弱者，它再度完满了一个“秦香莲”的感人叙事，它再度让社会和人群在一个女人身上印证了他们的权力与安全。 于九十年代异军突起的蒋子丹的《桑烟为谁而升起》无疑是九十年代重要的女性作品之一。此间蒋子丹作品中相映成趣、异曲同工的是两部出色的短篇《右手》和《绝响》。 《绝响》所记述的，是一个女人关于自己生命的叙事，一个不惜以死来完满的爱情故事。她将自己的死亡设计为一部倒叙的戏剧，她留下了悬念，留下了足够的线索。在她的预期中，这幕催人泪下的爱情绝唱将在尾声，在她的葬礼上，因那追悔无穷、肝肠寸断的男人的出现而达到高潮。然而，这个精心设计的剧目不仅因男主角、或日自杀案的“元凶”不曾出场而满盘皆输，而且因她所固执的女性“故事”的“陈旧”、“过时”而终由悲剧转为啼笑皆非的喜剧：没有人愿意相信当今的人们会为爱情而死，相反人们倒宁愿相信这是因为两条黄花鱼而起的无聊呕气。如果说，葬礼上文大肥手中的两条黄鱼足以构成一个令人捧腹的情境喜剧，那么无言的创楚与悲哀所呈现的，正是一个任情任性的女人，如何因固执于男权文化关于女人的叙事而枉付生命。从某种意义上说，蒋子丹所长于书写的是文明社会的危险四伏，生命的脆弱，是对男性欲望及文化的反讽及对宿命般“镶嵌”在这一文化与话语现实中的女性命运的勾勒。 池莉的另一中篇《云破处》，不仅毫无疑问标识着池莉创作的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将成为九十年代女性写作及九十年代文学的一部重要作品。这是一个“杀夫”故事，充满悬疑、不无惊惊的情节与池莉从容、不动声色的语调间形成了叙述的张力。在这张力的驱动下，文明表象——一对模范夫妻的稍有缺憾，但无疑是“幸福”的家庭——崩塌，变为纷纷扬扬的一堆垃圾与碎片。文明而正常的。核心家庭”秩序竟是建立在谎言的流沙之上：体面、成功的男人原是一名少年投毒、杀人犯，贞节、模范的妻子原是一个淫荡、乱伦的女子，新婚之夜处女的铁证不过出自一个古老的“戏法”。 谜底揭破处，是一个已淹没在历史暮霭中为城乡、阶级仇恨所驱使的罪行与灾难。如果说每个人都背负着历史，那么对于故事中的男人，他只需无视良知、道义一类文明社会脆弱的规定，便可以心安理得、坦坦荡荡，而对于女人则是万劫不复地陷入了灾难、劫掠，必须以撕裂她的全部身心为代价。于是，在故事结尾处出现了犯罪故事必需的“罪行转移”：女人没有付诸正义，而是接受了男人的行为方式与逻辑——在文明与谎言的保护下消灭了男人的肉体，并且不付代价地、体面地活下去。十分从容而平和地，池莉继续着她的“撕裂”，并且以她前所未有的力度和胆识，将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带向新的视域。 穿越都市 而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变迁便是急剧推进的商业化与都市化的进程。徐坤堪为这一写作的代表者之一。从她的处女作开始，徐坤便以纵横恣肆、挥洒自如的姿态成为一个当代文化的批判者与调侃者。 如果说徐坤的《谁为你传球》纤毫毕现地暴露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强国梦背后，足球俱乐部化所包容的拜金、消费与中国式的诸多丑剧，那么《狗日的足球》则在尽情地刻薄了男性足球文化的不无荒谬的表演性之后，骤然进入了当代狂欢节上女性所遭到的文化强暴与绝对失语的现实。在亦悲亦喜、亦庄亦谐之间，机敏而自觉的女性写作呈现了新的视野。 迟子建的《向着白夜旅行》。那是一个疲惫孤独、身心交瘁的都市女性的故事，她与前夫同赴极地分享白夜奇景的旅行，无疑是绝望地试图圆满一个昔日的爱情承诺与梦想。但她经历的并非一次温情之旅，那只是昔日琐屑的磨难、无止息的叛卖的继续。她无法抵达自己所梦想的白夜，而仅仅经历了一个“与幽灵同在的夏日”。重归的男人只是一个幽灵，而且是一个未曾改邪归正的幽灵。这间或传递出九十年代女性写作的某种信息：不再是“寻找男子汉”，甚至不再是“男子汉的喜剧”，而仅仅是与幽灵结伴、与绝望的想象同行。 都市与姐妹之邦 在这幅九十年代女性的都市即景中，广州的女作家张梅勾画的是别一幅图景，批评家邵建准确地将其称为“南都女性的浮世绘”。张梅的作品有着浮世绘式的旖糜与单纯、迷乱与沉静。香艳与幽暗。 张梅同样书写女性特有的结盟与别一样的原宥，但那与其说是一种盟约，不如说是一份无奈间的牵手。作为九十年代女性写作的一支，张梅的小说序列，是另一幅原画复现：这是又一群在新的阶级构造与浮现中聚拢的“贵族女性”，她们甚至不是王安忆所谓的“三小姐”。在昔日特权阶层与今日的金源新贵的汇合、交换中，都市女性的生存有了“新的”——原画复现式的内涵。在社会的“进步”中，女性在获取她们毋庸置疑的 性别角色的同时，遭遇着如此稔熟的陷落——一份倦怠、安详无奈的陷落。 《女人·游戏·下午茶》则像是一个颇精美的三联屏，显现出新的、性别的“规则”游戏。在张梅小说氤氲的氛围中，女性之镜同时成了当代中国的一幅“浮世绘”。 经常被批评家们与林白并提的陈染，大多在“个人化”、“自传式写作”或“私小说”的意义上为人们所论及。 都市生存之中，女性渴望在同性情感中获救，但正是这都市在侵蚀着、间离着女性的可能的生存空间与文化空间。或许陈染晚近的创作展露了九十年代女性写作的又一趋向：在《破开》中，陈染在姐妹之邦的意义上，重提对性别规定与性别秩序的超越。 经历了新时期女作家创作的繁荣，九十年代女性写作在性别自觉与文学自觉的双重意义上进人展现了更为成熟厚重的格局。然而，一如“女性”——关于女性的话语与女性的社会及个人牛存始终是一片“雾中风景”，女性的写作依然是一次再次的精神历险，但它无疑将继续。有突围、有陷落，但于陷落处再度突围的尝试间或构造着、托举出一处女性的文化空间。 原载：2000年09月29日中华读书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