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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前期创造社的主要成员虽然深受西方“为艺术的(而)艺术”这一文学观念的影响，但他们并未全盘接受这一观念，而只是与其产生了局部的共鸣，即在艺术发生学上坚持“为艺术而艺术”，但对艺术产生后所具有的社会功利作用却积极认同。这就使前期创造社与西方唯美主义有了根本的区别，创造社是对“为艺术的(而)艺术”观念进行浪漫的变形后，借以表达对艺术特性的重视，要求艺术表现的自由。 关键词 创造社:为人生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文学观念 视文学研究会是主张“为人生”的文学社团、创造社是主张“为艺术”的文学社团，是长期以来一种普遍的看法。人生派主将茅盾曾以知情者的身份回忆说，“创造社当时确曾提倡过‘艺术至上主义’，而且是一种集团的活动”[1]王瑶先生也曾断言:“我们知道创造社最初就是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2]那么创造社与“为艺术而艺术”的关系到底如何呢？ 首先创造社的主要成员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以及曾经作为其中一员的田汉都不曾明确以“艺术派”自居。创造社成立一年后，郭沫若声称:“我们这个小社，并没有固定的组织，……也没有划一的主义，……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3]这正是他们共同的态度，因而他们在“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论争中兵不承认有什么“人生派”与“艺术派”的分别。郭沫若就明确指出“我更是不承认艺术中会划分出甚么人生派与艺术派的人，这些空漠的术语，都是些无聊的批评家——不消说我是在说西洋的——虚构出来的东西。”[4]其实早在一年前(1921年)他便说过“文学上近来虽有功利主义与唯美主义——即‘社会的艺术’与‘艺术的艺术’之论争，然此不过立脚点之差异而已。”[5]此外郁达夫、成仿吾、田汉都与郭沫若有着相似的见解[6]，比较公允地认为两者可以同时并存，但如何达到这矛盾双方的统一呢？郭沫若作出了这样的回答:“要之就创作方面主张时，当持唯美主义，就鉴赏方面言时，当持功利主义……。”[7]这可以说是创造社作家的共同心声与看法。 所谓创作上的唯美主义，说的更清楚一些就是在文艺发生学上认定艺术无所谓目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郭沫若他赞同康德、席勒的“游戏说”，认为“小孩子的游戏乃成人艺术的起源”.[8]因而正像小孩子将整个自我无目的贯注于游戏一样，“诗人写出一首诗，音乐家谱出一支曲子，画家绘出一幅画，都是他们感情的自然的流露”，正“如一阵春风吹过池面所生的微波，应该说没有什么目的.”[9]捷克学者高利克认为郭沫若这段话“以其独特的方式表达了自康德至今的整个欧洲唯美主义批评的信念”[10]。创作上的这种超功利态度使郭沫若对我国传统哲学中“不敢怀庆赏爵禄，不敢怀非誉巧拙，辄然忘其四肢形体也”之境界深表赞赏，认为“可以道尽一切艺术的精神”，“是艺术的生命所在的地方”，[11]号召艺术家以此为努力方向:“我们的艺术家，如果能够做到这一步，就是能够置功名、富贵、成败、利害于不顾，以忘我的精神从事创作，他的作品自然会成为伟人的艺。……”[12]这种创作上的唯美主义观使他与人生派之“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文学主张有所不同，认定艺术应该“是由内而外的创造，不是由外而内的摄录”[13]，从而主张艺术家忠于自我，追求彻底的自我表现具体到诗歌，他认为当以“自然流露”者为上乘一一“我想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心底颤动，灵底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底欢乐底源泉，陶醉底美酿，慰安的天国。”[14]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