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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2日，《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版发表了拙文《屈原是否到过赵魏两国》。时过四天，《中国文学网》网站首页《学术争鸣》即有人发文《驳<屈原是否到过赵魏两国>》，署名熊人宽。观其“驳辞”武断，—“无端的臆造”、“ 违背史实”、“毫无根据”、“ 完全不顾史书之记载”、“实为无迹可寻之辞”云云，满目皆是，不容不稍作应答，澄清史实，以正视听。
     熊文所列四条：一、屈原不可能在怀王十六年使齐；二、何来“六国合纵活动的延伸”；三、张仪在怀王十八年使楚的原由；四、“屈原使齐”与“楚魏王来过邯郸”无关。其中，最关键者是第一条。以后诸条，皆因第一条引起。那就从澄清第一条的史实真相开始吧。
     汉刘向《新序•节士》云：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洁之行，怀王用之。秦欲吞灭诸侯，并兼天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 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 张仪因使楚绝齐，许谢地六百里，怀王信左右之奸谋，听张仪之邪说，遂绝强齐之大辅。楚既绝齐，而秦欺以六里。怀王大怒，举兵伐秦，大战者数，秦兵大败楚师，斩首数万级。秦使人愿以汉中地谢怀王，不听，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曰：“以一仪而易汉中地，何爱仪！”请行，遂至楚，楚囚之。上官大夫之属共言之王，王归之。是时怀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于此，于是复用屈原。屈原使齐，还，闻张仪已去，大为王言张仪之罪。怀王人使追之，不及。
     可以清楚看出，这段文字所记载的史实，与《史记》的《屈原传》和《楚世家》大体相同；但也有不同之处，这就是其中有屈原二次使齐的记载。特别是其中写到，屈原首度使齐在前，张仪首度使楚在后。张仪于怀王十六年首度使楚，欺诈楚人。每怪当时之 “（楚）群臣皆贺，而陈轸独吊之”（《史记• 张仪传》），然则屈原何在？即使被绌，难道到场发言的机会也没有吗？及读刘向《新序》，乃知当张仪使楚时，适值屈原使齐，故不得参与朝论。
     当然，《新序•节士》所言亦有不当之处。盖秦人之患，并不仅仅因为屈原使楚，而实为楚与魏二国之君访赵。楚、魏、赵三国之君聚会，必非无事，而密谋秦，此最为秦所虑。况且，此前的怀王十一年（公元前318年），已经发生过山东六国共攻秦而怀王为“纵长”的重大事件；虽然此行未果，对秦人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五年之后，楚怀王复访赵，无疑会引起秦人警惕。至于屈原之访齐，其实是怀王访赵之行的一个配套的举动，仍与谋秦相关。关于屈原是自楚使齐，还是先侍怀王访赵然后于归途中使齐，两种可能性都有，而以先访赵后使齐最为可靠。于是，怀王先归楚，遂有接见张仪之事；屈原则使齐，及至归来，则张仪已去矣。
     《史记》对屈原于楚怀王十六年首度“使齐”未能明确记载，诚为憾事，而《新序》却为后世保留了可贵的史料，以补史迁之缺。虽然这段文字亦有前后牵扯处，如称张仪使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 ，其中子兰为令尹乃襄王初之事，不宜置此。但是，大的情节却与关于楚怀王北访赵以及屈原使齐在逻辑上并不矛盾。而且，这一记载恰能很明白地解释为何屈原未能出面拆穿张仪诡计的原因。
     关于屈原使齐是一次还是两次的问题，本来就是楚辞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持“屈原二度使齐”之说的学者，当然远不止我一人。冯友兰先生就是著名的一位。目前，还有人认为屈原数次使齐。不知道熊人宽责我为“无端的臆造”、“毫无根据”之时，对这些情况有无了解？或者是他因为不敢直面名人，而找别人撒气？抑或是他在断定“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证明，怀王十六年屈原使齐”之前，根本读过《新序•节士》？至于熊人宽说：“怀王十六年楚国刚刚‘使勇士宋遗北辱齐王’以绝齐，故不可能马上派‘屈原使齐’”，这更是无的放矢。因为，我从来没有认为屈原首度使齐是在“宋遗北辱齐王”之后。
     关于熊人宽第二条“何来‘六国合纵活动的延伸’”，也有三点武断之处。一是他说：“楚怀王十六年“楚、魏王来过邯郸”之时，楚国是“绝於齐而责欺於秦”；“兴师将伐秦”的背景。楚国在各诸侯间，已成了“孤家寡人”，只得去联络魏、赵。就是说，熊人宽认定，楚人先见欺于秦，后去联络赵魏。那么，试问，熊人宽如此确定先后的根据又是什么呢？宋人吕祖谦《大事记》卷四“周赧王二年”云：“楚怀王、魏襄王如赵。以《赵世家》修。”下云：“秦使张仪说楚绝齐亲秦，许赂以商於之地。仪归，背楚赂。楚使屈丐帅师伐秦。以《列传》《通鉴》修。”按此二事皆涉楚，故吕氏连类书之；而二事有先后，故先楚魏之王而后秦之张仪。按道理，是怀王先访赵，归来后，张仪来使，而决不会是张仪来楚，然后怀王访赵。因为张仪来楚诈骗，引起楚国上层一片思想混乱，怀王也乱了方寸，急于报复，根本没有可能北上访赵，与赵、魏之君计议大事。其二，《史记》叙事，讲求“互见法”，即是将事件系于主要一方。若是楚怀王主动出访，此事自应系于《楚世家》。既然将此事系于《赵世家》，就表明是赵武灵王发出邀请。将“楚、魏王来过邯郸”一事置于《赵世家》而不是其他“世家”，正是司马迁“互见法”叙事的一个例证。对此，我在原文中业已指出。熊人宽硬要说是楚怀王“只得去联络魏、赵”，莫非读不懂史迁笔法？退一万步说，是楚怀王主动出访，那么，他就应该先访魏、后访赵，何必还要魏王也去访赵呢？魏王同时访赵，只能说明，这是应赵武灵王之邀。不知熊人宽还能作何妙解？第三，既然前有怀王十一年“楚怀王为纵长”之事，十六年复有“楚、魏王来过邯郸”之举，其内在联系昭然若揭。就算是楚怀王是去“联络赵魏”，其实质不还是为了抗秦？这与“六国合纵活动的延伸”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熊人宽实行“鸵鸟政策”，不予承认，只管自说自话，还扯着喉咙连问三个“何来”。其蛮不讲理至于此极，真真令人咋舌。
     既然找到了“怀王十六年屈原使齐”的依据，则熊人宽的第三、第四两条，不值一驳。熊人宽说：“假若怀王十六年（前313年）‘屈原使齐’（实际上不可能），‘屈原多跑的路’再远，也不会有两年的‘时间差’。” 又说：“屈原使齐、返国，是怀王十八年（前311年）之事，与前313年‘楚、魏王来，过邯郸’相差两年，根本联系不上。黄崇浩硬把它们拉到一起。” 这些，统统都是强加之词；或者，就如熊人宽指责我的那样：“实为无迹可寻之辞”。
     本来，正常的学术争鸣于双方都是有益无害的。然而，从熊人宽的这一“驳”中，我们却看到了轻侮的态度、武断的神气。恕我孤陋寡闻，不识真人。希望熊人宽示人以真面目，善意赐教，我当洗耳恭听。若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乱打一气，似乎学术界由你一个人说了算，那我就不屑奉陪了。
     2006.5.24
    原载：作者投稿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