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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写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出版于1998年。它足中华社科基金“八五”规划重点项目“二十世纪外国国别文学史从书”中的一本。当时二十世纪尚未完全过去，要在短时间内近距离地写俄罗斯这样一个文学大国的文学史，有相当大的难度。我们是抱着尝试的态度接受这个任务的。书出版后，很想和同行们交换意见，相互切磋。可是六年过去了，有关我们这本书的评论并不多。听说《博览群》发表了长篇评论文章，便急忙找来读了。结国却大失所望。 读了这篇题为《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能够这样写吗》(以下简称《能够这样写吗》)的所谓“评论”，第一个感觉，可用这篇文章题目的表达方式来农达，即“学术评论能够这样写吗?”文章一开头就使用了打棍子的手法。《文学史》的封面上明明写若“中华社科基金‘八五’规划重点项目”的字样，作者却诬蔑它是“‘搭’一套从书的‘车’出版”的。然后就是列数罪状，甚至进行人身攻击，说什么“怀疑《文学史》作者研究文学的能力”，并且作出判决:这本文学史是“不合格的劣质出物”，它“观点陈旧，逻辑混乱，缺乏严谨的科学态度。把它作为教材，用它指导考研，只能误人、害人”。这种做法，无论就为人处世的道理来说，还足就学术讨论的要求而言，都是反常的。我们认为，事关一些带原则性的问题，需要对读者说清楚。 众所周知，写文学史必须从历史事实出发，分析研究所掌握的材料，做到全面地反映历史真实。我们写这部文学史时，正是努力按照这个原则做的。至于说到文学现象的分类和叙述方法，那么应该根据不同情况作不同处理。在编写的过程中，我们曾经反复思考并征求了不少同行的意见，最后确定现在这样的框架。《能够这样写吗》的作者首先指责我们连分类也不懂，竟把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与批判主义、传统主义并列为同一类概念，并认为这“说明了作者逻辑与条理的混乱，而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我们不禁要问:是哪位“立法者”规定文学现象只能按创作方法分类而不能按思潮和流派分类?又有哪位权威说过，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能称为创作方法而不能称为思潮和流派?文章作者集中攻击我们使用“批判主义”和“传统主义”这两个新概念。而这两个新概念足我们仔细研究分析俄苏文学发展的具体情况后决定采用的。我们发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出现一种具有鲜明批判色彩、但又有别于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现象，而从六十年代起，文学界形成了三大派，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正统派、宣扬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价值观念的自由派以及主张发扬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的传统派，相应地出现了份种有明显区别的文学。我们把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文学称为社会主义文学(其主体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把以暴露和批判为主要特点、但与批判现实主义又有明显区别的文学(主要是自由派文学)称为批判主义文学，把强调继承文学传并主要采用传统笔法的文学称为传统主义文学。考虑到问题本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我们对后两个概念作了严格的界定和清楚的说明。这种分类是从文学创作发展的实际出发的，是符合历史真实的。这与俄罗斯乃至世界各国所写的俄苏文学史有所不同，也可以说是我们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一次新的尝试。可是《能够这样写吗》的作者却要把生动活泼的文学发展过程纳入他设定的框子里，并故意把不同的现象(例如从不同观点和角度出发的批判以及对传统的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的继承)混淆起来，这恰恰说明他不了解或不尊重历史事实，同时也说明他自己“逻辑与条理的混乱”。 《能够这样写吗》的作者接着挑出我们在书中谈到的某些事件和某些作家的几段活，说它们是“文革”的词语。他挑出的话中有一段是我们针对苏共二十人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二十二大提出“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口号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观点讲的.这些口号和观点无疑是错误的.我们用了“宣扬”和“鼓吹”一类词是恰如其分的;谈到鲍格丹诺夫的错误时也用了类似的词，这也是无可指摘的。文章作者反对我们使用带贬义的词语，他是否认为这些口号和观点全都是正确的呢?至于说到爱伦堡、特瓦尔多夫斯基和扎米亚京等人，我们在书中根据具体作品对他们进行了全面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并作了一分为二的评价。文章作者说我们在进行“文革”时代的大批判，应该理解为他是在用给我们扣政治帽子的方法来为上述错误言论作辩护。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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