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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三农”问题是关系到立国之本的大问题。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生产在绝大多数地区，还是自然形态下较为落后的方式，它离集约化规模化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农村的经济差距不断拉大，农村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日益尖锐激烈，也是目前无法回避的现实。尤其是有近两亿农村人口以城市补充劳动力的身份进入城市，这一部分人不仅为农村提供了近百分之六十到八十的收入，而且也直接打破了农村的封闭，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有谁还以较为简单的眼光去打量和看待农村农民，以较为粗放的工作方式去解决农村矛盾，处理农村问题，往往是既行不通，也无济于事。 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鲁郭茅巴老曹艾丁赵……他们中的很多人，即便是学贯中西，或者身着洋装，也没有哪一个不关注农村，不刻画农民。因为他们即便没有“身体还乡”，也一直处于“精神还乡”的状态。新中国成立以来，柳青、周立波、康濯、赵树理、马烽、孙犁、李準、梁斌……同样是这种传统的继承者。他们都尽可能实践着精神与身体同所描写的乡土保持一致的状态。以我所在的云南为例，有一个叫刘澍德的外来作家（东北作家，随西南联大而留昆），就很值得一提。按常理说，他对云南生活和语言应该是有隔膜的，但是他却知难而上，大约是效法柳青，一头扎进滇池沿岸的晋宁一带，写出了《老牛筋》《归家》等一批从风土人情到方言俚语都极富云南乡土色彩的小说，成为那个时代云南成就最高的作家之一。 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多元化的文化现实，尤其是我们早已经不再提出文学要为什么服务一类口号和要求，无疑已经改变了中国作家的书写视野和习惯，催生出中国文学的题材和主题以及风格的多样性。这当然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如果具体到农村和农民，许多作家对此的隔膜和熟视无睹却是显而易见的。本应该对现实生活葆有最锐敏的感受和最鲜活的激情的作家，对农村这一最广袤领域的关注和作为实在是不尽如人意。一些人甚至已经将农民的贫穷痛苦和由此而来的愚昧当成把玩的对象加以调侃，远不如鲁迅当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悯；也有一些作家书写农民现实生活的苦难，使其作品呈现出批判现实主义的某些光芒，但却又淹没了真实的曙色，从而反到使作品失去了鼓舞人心和改变现实的力量。更多的作家则以疏离乡土为由而拒绝书写乡土——从乡土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往往很快就“去乡土化”，身体和情感以及文字都与乡土有了遥远的距离；城市的作家则以本来和从来就“不在场”为由，也拒绝走柳青或者刘澍德们走过的路（在今天，那确实是一条不好走的路，是要有足够的勇气并付出代价的路）。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指望出现真正震撼心灵的伟大传世的乡土作品，无疑困难重重。 为了解决都市作家对基层尤其是乡土基层的隔膜问题，有人提出让作家到基层挂职的设想和思路，另一种更轻车熟路的方式，是组织作家采风，获取现实乡土写作的有效资源，但这仅是一种形式。作家要写好农村、写好农民，应该是实现身体和精神的“在场”，实现“身体还乡”和“精神还乡”。 其实，当今作家在新农村建设中是大有可为的。作家可以起到传播先进文化的作用。作家的优势正在于文化方面，在新农村建设中应该有传播先进文化的使命和责任。然而什么是先进文化？在落后、封闭、守旧这些似乎与农村有天然联系的词汇中，我们如何站在今天的高度，甄别出它所具有的可能被遮蔽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这是需要作家们认真考虑的。同时，作家还应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尽可能地参与到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去，并保持清醒和兴奋，使自己处于零距离的观察和记录生活的状态。也就是说，作家应该贴近农民，贴近农村，贴近生活深处，才可能创作真正的乡土文学。举个例子：云南昭通有一批以夏天敏为代表的本土作家群，他们坚持书写当下土地上的农民，在描绘他们的艰窘和苦难的同时，也苦苦探寻着希望和出路。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人道主义写作者的善良愿望，悲悯情怀和理想光芒。夏天敏的作品，在厚重中不时露出的农民般的狡黠，常常会让人忍俊不禁，却有着清晰的“在场”的印记。昭通作家群是从贫瘠中生长出来的，他们是别无选择的结果，是自自然然的草根一族。而最近看到的三篇散文：汤世杰的《番石榴的酸酸甜甜》（见《边疆文学》２００５年第１２期）、缪开和的《我的农民兄弟》（见《滇池》）、张浩文的《何时握住兄弟的手》（见《大家》２００５年第３期），其乡土情怀也令人感慨。汤文中那个番石榴的产地云南蒙自新安所，与他有着２０多年的恩怨纠结，如果不是在自己生命中有数度与新安所的邂逅，特别是在人生最失意时还在那里度过了看不到希望的漫长岁月，即便新安所今天的石榴再好，农民再富，他也不可能凭此就写出这样一篇深刻冷峻而又激情四溢的好文章。同样，如果不是缪开和与张浩文各自还有在农村苦苦挣扎的兄弟，他们也不可能对农村，对农民，有那样强烈的忧患慨叹。这些散文篇什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人生经验和情感上参与农村现实，并书写出较好作品的例证。 总之，新农村建设就像在中国广袤大地上徐徐铺开的巨大稿纸，等待着作家们在上面挥洒精彩之笔，写出今天的、无愧于新时代的“创业史”和中国农民的心灵史。 原载：《文艺报》2006年8月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