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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文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两大缺失。与时俱进、创新能力的不足以及与社会、与大众的疏离，应引起足够的警醒，也许文学正因此失去与当代人对话的能力； ●题材内容上的“三大现象”证明，当今中国文学大体上依然处于“农村包围城市”的状态； ●繁荣不等同于发展，繁荣是瞬间静态的概括，主要指量的增值。发展是指与时俱进的动态过程、艺术张力和创新成果，多半会带来质的提升； ●弥漫于无形的传统“精英意识”正在伤害作家和文学本身。先是极左政治，后是“精英意识”，已经历史性地、极为严重地伤害了中国通俗小说创作传统； ●世界上绝大多数文学经典都产生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时代。市场会诱发低俗，也会造就更多的伟大。今天，文学永恒的精神旗帜，必须插上人民的船头，穿越市场的激流，才能抵达它深情怀抱的人类愿景和人的心灵彼岸。 时下进行的有关文学“缺失”的讨论，必须先充分肯定一个前提，即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文学取得了历史性的繁荣发展，文学界创作之勤勉(年产千部以上长篇小说就是证明)、氛围之祥和(谁跟谁过不去的事情很少了)、作风之深入(“三贴近”渐成气候)，格局之繁盛，都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个大前提下来研究当今文学的“缺失”问题，会使讨论更具理性和建设性，而且更具实践意义。 一、当今文学的两大缺失 文学从来是过程而不是状态，是航行而不是港湾。因此考察和评价当下文学，不仅要分析文学当下的生态环境、生产机制、作家精神的经度与纬度，更要以发展的、辩证的目光和理念，深入思考文学的流程与流向，弄清楚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以及“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到哪里去”实质上是发展方向问题，从文学的实践意义上可以归结为当代作家的精神追索、当今文学的价值取向、当下作品的审美路径。我以为，只有把我们的文学放在世界全球化浪潮和中国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加以考察，进行动态的历史的分析，才能看清我们的文学到底缺失了什么和最缺什么。 今天，文学的边缘化是许多有识之士忧心忡忡的话题。其实，文化娱乐和文化消费的多样化使得受众大量分散、文学不再是大众文化消费的重心，乃是我国社会重大的文化进步。不过，边缘化有没有文学自身的因由？“文学的贫困”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由“贫困的文学”造成的？界中人也应深刻自省。我想指出的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非凡成就和繁华格局，生发于与时代发展和社会变革同步前进的昂扬努力之中，同时也有时间和空间上的两大缺失亟须引起我们的注意: 在时间上，是文学与时代之间日见明显的“文化滞差”。我们的文学尽管进步巨大，但从理念到知识、从姿态到叙事，似乎都缺少持续的与时俱进的动能与张力，以及由此衍生的发现文学新资源的能力和个性化创新能力。 在空间上，是某些文学追求与社会发展现实的距离、与大众精神文化需求的疏离。造成这种疏离和距离的，我以为是文坛上弥漫已久的传统“精英意识”。 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和美学的意识形态，作为传承民族精神和普世价值的血脉，有其永恒的核心理念和一定的稳定性，总要相对滞后或超拔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一个人不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就像不能超越他的皮肤。因此就上述问题而言，我们不能苛责作家，但在已经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的新的历史背景和语境中，与时俱进、创新能力的不足以及与社会、与大众的疏离，应引起我们足够的警醒——也许，文学正因此失去与当代人对话的能力！ 事情是如此的奇妙与严酷。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以新技术革命为先导的全球化浪潮席卷了全世界，并正在大规模改变和重塑人类的生活方式。150多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发出的著名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正以出乎意料的另类方式和另类面貌接近实现:“全世界计算机”首先“联合起来”了。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也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时候，与80年代的轰动效应、“粉丝如云”相比，中国文学从影响力到社会覆盖面却突然出现了大滑坡大退潮，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与文学的“突飞猛退”形成鲜明对比。今天想来，这种逆动的强烈反差依然让我们目瞪口呆。 这是偶然的吗？不。 二、时代的巨变与文学的失语 如前所说，除开文学具有的相对稳定性和生活方式多样化导致受众分散等客观原因之外，我们必须承认，面对以互联网为先导的新技术浪潮呼啸而来，面对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面对中华大地上汹涌澎湃的历史性大变革，面对市场经济的建构与崛起，面对这一切给我国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带来的山崩海啸一样的巨变，我们的文学突然失语了。 文学与时代出现了巨大的“时间差”。 何以如此？我以为，如果说80年代的文学主潮主要地是对历史进行反思与清算——解决的是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进入90年代(即邓小平南巡谈话之后)，历史霍然翻篇儿了，人们亟须应对新一轮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大潮的猛烈冲击。对新生活感到振奋的、震撼的、好奇的、惊慌的、犹豫的、畏惧的、不知所措的人们，多么渴望从文学和各类媒体中找到解读和慰藉，并为他们提供一把进入未来通道的钥匙——即解决我们“到哪里去”的问题。但是，文学的天质决定了它很难及时给出答案。它只能在稍后的时候，给出可能比其它媒体稍微深刻点儿的答案。 就此而言，总体而言，我们的反应不够敏锐。我们的思想准备和知识准备严重不足。文学理论批评没有起到先导和提示作用。许多作家甚至没有意识到时代和人民对我们的新渴望新要求。一拨人在继续进行更“深刻”的历史清算；一大拨人跑去玩现代派和先锋派；部分直面现实的作家企图回应新生活“逼近墙角”式的追问，却又因为批评家指责“改革文学”过于粗糙浮浅而有点面红耳赤。 文学与时代的“文化滞差”就是从这时开始急剧扩大的。确实，对当今国人特别是对三亿城市人和两亿农民工来说，我们的生活与祖辈实在太不同了，我们是生活在自己制造的世界里！几千年来中国文学所钟爱的情侣:那个美丽聪明的乡村姑娘，八成儿已经消失在城市化、现代化、数字化生活的绚丽而又迷离的声光电之中。自然之林正在被拥塞的高密度的文化之林取代。未来的“大规模入侵”——变化，正在解构和重构我们的生活。我们像笼养肥鸡那样被塞饱了信息和刺激。 在中华文明漫漫五六千年的发展史上，文学对于“变化”的应对从来不是问题。无论历史上怎样走马灯似地改朝换代，数千年前先民们的“刀耕火种”与二三十年前农民们的“牛耕马拉”其实没什么两样，文学的田园牧歌可以照样唱，大唐王朝的人和人民公社的人可以坐在一条板凳上听得津津有味。但今天不行了，今天孩子手里把玩的那些更新换代极快的声光闪烁的电家伙，被小崽子们嘲笑为“科盲”的父母们只能喊晕，更不必说思想观念的迅速更新嬗变了。“变化”的速率如此之快，“变化”的规模如此之巨，“变化”的压力如此之大，“变化”的信息知识含量如此之高，如何跟上“变化”，应对“变化”，满足多样“变化”的人不断多样“变化”的精神文化需求(这听起来有点像绕口令儿)，就突然而且必然地成了让文学颇感头痛的问题。 诚然，文学作为抚慰人类心灵、为人类灵魂洗礼的一种崇高的精神劳动，不能单纯“跟风”。叩问和追索真善美永远是文学擎举的火炬。但是，这个时代的变化不仅仅是“风”！这是人类文明的又一次伟大飞跃和中国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伟大变革。如果我们不能尽可能与时俱进地(哪怕有点肤浅和“浮躁”)跟上这个时代，不能及时回应现代人对文学新的审美要求，不能对当代生活做出敏锐反应和深刻诠释，那么文学的边缘化乃至“落红遍地”就是不可避免的。 三、发人深省的文学现象 当今文学的繁荣是令人欣悦的。但繁荣不等同于发展，繁荣是瞬间静态的概括，主要在量的增值；发展是指与时俱进的动态过程、艺术张力和创新成果，多半会带来质的提升。在我看来，当下文学与时代“滞差”过大，文学发展内力不足，没能强有力地跟上时代步伐，许多例证是发人深省的。 譬如，对当今我国文学做宏观扫描，在题材内容上有三大现象:一是有关乡村叙事的文学作品量多质高，相当丰美；二是表现城市现代生活题材的作品近年虽有增多，但较为浮浅；三是需要更多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支撑、反映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性人情人生的、描写科技文化领域(那是一个多么令人神往的风光旖旎的文学王国啊！)的作品，以及高质量而非胡编乱造的现代科普、科幻作品，相当地落寞和落后。这三大现象足以证明我国文学界在社会感知、知识结构乃至精神状态方面，大概都不够与时俱进，包括我本人在内。极而言之，当今中国文学大体上依然处于“农村包围城市”的状态。譬如去年颁发的第四届鲁迅文学奖，4部获奖中篇小说都属农村题材范畴。 这里必须强调指出，乡村叙事是中国文学恒久的主题。尤其在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部署之后，继续大力繁荣农村题材创作，无疑是中国作家的历史使命。但请注意这个“新”字。我以为，今天的作家哪怕他是农民娃娃出身，对于农村出现的许多新变化新问题，恐怕还是缺少即时性发现。毕竟，现在的男女作家大都很咖啡、很西服、很小资，鞋子和头发也亮得够狠，而且大都有一间舒适的卧室和书房，这时候期望人五人六儿的“著名白领”把行李扛到农家炕头上，长久地“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好像有点“残酷”了。此外，今天亿万农民对城市的勇敢闯入涌入渗入，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激动人心的移民运动，也是中国社会最伟大的变革之一。新农村叙事与以往的“阿娇唱着古老的歌谣”显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现代城市叙事作品为什么普遍较为浮泛浅表？高科技高文化含量的作品为什么寥若晨星？因为我们还不能很内行地读懂城市、读懂现代化。对楔子般切入或血水般融入现代生活的复杂人性情态，对那些纵横捭阖的政治操作、市场操作、金融操作中的人性与兽性的搏杀，真善美与假恶丑的争锋，还缺少真切、细微和生动的洞见与表达。因为我们不懂，我们没法深刻。正如7月23日《光明日报》一篇报道《泛工业题材:新的文学支点》尖锐指出的，今天的作家“不敢表现这个现代工业社会”，因为“害怕捉襟见肘，露出才智不足的窘相”。 我以为，不能提供新观念新知识新经验的文学作品，无论形式上玩出怎样的花样，故事怎样由“三角”变成“五角六角”，艺术上可能有它的价值，但本质上都是重复，都不能视之为具有重要创新性或独创性的作品。 例证之二，数月前，在互联网上，以白烨为代表的老一代作家评论家和以韩寒为代表的“80后”新生代作家，发生了一场规模巨大、沸沸扬扬、迹近“口水大战”的文学争鸣，双方都很激动，结果似乎是不欢而散，无果而终。这里不去评论孰是孰非的问题，让我惊骇不已、深思良久的是这场争论所蕴含的重大文化象征意义:在两代文学人之间，在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叙事方式等等诸方面发生如此巨大的、甚至是撕裂性的“代沟”，在数千年中国文学史上是前所未见的！台面上，我们看到的是不同的文学理念、写作方式、人生态度的激烈论战，纷争深入和激化过程中当事人的种种个性化表达等等。但我以为，这个时代——这个“超巨型计算机”才是这场争论的真正操盘手。动地而来的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浪潮所引发的社会巨变，冲决出两代人之间的巨大“代沟”。 例证之三，这些年，我们在文学界乃至文化界听到太多的对网络写作和网络语言的责难，专家们甚至在大声疾呼要“捍卫”中国语言文字的“纯洁性”。这种疾呼虽然有其正当性——草创时期总会有些“草寇”之类混迹其间，蜂拥而起的网络写作和网络语言确需引导和规范——但我以为，现今某些专家对于网络文化、网络写作的负面影响实在言重了。网络文化是一种绝不可以低估的伟大的新的文化范式，是人类文明必将再次大跃升的新时代曙光。对于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而言，网络实际上正在悄无声息地进行一场伟大的“天鹅绒式的革命”，它在促进人的解放、文化解放和社会解放方面，在推进人类和谐愿景方面，其意义概莫大焉！网络中有几个骂娘的粗俗的，完全不必大惊小怪，其比率不见得比纸介文学多多少。至于中国语言的“纯洁性”问题，在我看来，自古以来中国语言从未“纯洁”过，从来都是“可持续发展”的、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杂交体系！没有“镰刀”、“机器”、“网络”、“北漂”的时代，何曾有过这几个词？连“立功”、“奉献”这类光辉灿烂的词儿都是从佛教中移过来的。当代网虫们所创造出来的大量“酷”词儿经过时间扬弃，大浪淘沙，总会有一批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华大词典，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铁律。 顺便摘录一则国外报道，以供参照。7月16日，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新词流行快”。如海派近来流行以“有腔调”来夸赞某人有钱有风度，做事讲排场，以“熟女”(意即“淑女熟了”)来赞赏青春不再的美丽成熟的女性。该文列举了近来风行的新词，有从香港传入的按揭、搞笑、峰会，有从台湾传入的比拼、层面、互动、作秀、新锐等，有民间创造的大款、花心、宰客、侃大山等。 截至2006年6月，中国网民已近1.3亿。可以肯定，“80后”新生代作家乃至“无穷后”作家都是在电脑上操练出来的，他们与我们这些“前电脑时代”作家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有着显见的区别。数千万乃至上亿的青少年知识一代，无疑十分偏爱能够充分表达他们自身感受、又能敲出“酷”文、“爽”文、“蔻”文的新生代写作。因此依我们传统的审美眼光来看，哪怕新生代写手们写得很“臭”，他们的书还是拥有大量“粉丝”。而习惯于“正襟危坐”、表达方式与语法特规范的“前电脑时代”作家们的书，无论多么“经典”，新生代的态度总是有些恍若隔世的疏离和漠然。个中原委，必须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绝非一句粗暴轻蔑的“媚俗”或“伪写作”就可以打发掉的。 新生代在传续民族精神和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上负有神圣责任，否认和丢弃这个责任就如同台独分子的“去中国化”，必为全民族所不齿；而老一代作家在与时俱进地吸纳新知、增强个性化创新能力和对大众、特别是对青年读者的亲和力、穿透力上，同样面临紧迫挑战。弥补这种缺失，回应这个挑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这并非泛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术语，而是文学艺术的本质要求。在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里，许多作家为进行高保真、高专业化写作，不惜放弃富裕生活甚至乔装打扮，含辛茹苦，长期潜入某特定阶层特定领域的生活。广受欢迎的电视片《动物世界》，没有那些专家学者长年累月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地球的蛮荒之地，不可能拍摄到那么多精美绝伦的镜头。 四、“精英意识”与大众 有评论家认为，当今文学的缺失“首先是生命写作、灵魂写作、孤独写作、独创性写作的缺失”。我理解，这是在呼唤作家面对来势汹汹的商业化大潮和普遍的利益化驱动，能甘于寂寞，提升操守，捍卫文学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那一片净土。这没错。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正面和负面共存共生的对立统一性，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对雷达推崇的这种哲人般的诗意影像，我担心的是，坚守所谓“生命写作”会不会让人误读，进而把文坛上那种来自传统士大夫心理的“精英意识”搞得更浓？事实上，“精英意识”和“精英写作”一直是当今文坛的一道景观。 对所有作家的伟大抱负我们都应给以足够的尊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及中国文学繁荣发展了近30年，人们有理由对大师级的作家作品抱有期望，(君不见近年来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议论颇多了几分亲热吗？)但真正的大师手笔与自我感觉良好的“精英意识”完全是两码事。托尔斯泰在世之际已经是公认的大师了，晚年他还是陷入痛苦的忏悔，即自己作为“精英”与平民距离太远的忏悔。我以为，在空间上，许多年来弥漫于无形的传统“精英意识”正在顽固地“坚守”文学与社会、与大众的距离，正在严重地伤害作家和文学本身。拒绝“精英意识”对于新世纪中国文学的繁荣生长是极其重要的，为此，我们必须对许多传统观念进行坚决的颠覆。 传统“精英意识”首先表现在对大众及其多方面、多层次、多样化文化需求的蔑视，对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文化形式的蔑视。令人难以理喻的是，在其它许多艺术门类，那些通俗的、百姓喜闻乐见的民间文化快餐文化娱乐文化，都在努力拥抱大众，千方百计与社会“亲密接触”，大众生活由此成为那种艺术的创造力生产力繁荣滋长的巨大资源和发展市场。唯独文学特别是抱有传统“精英意识”的写作者，对“通俗”“娱乐”“时尚”避之唯恐不远，而且“泡沫”“垃圾”之类的谴责更是不绝于耳。 道德失范的低俗文化当然需要批判和抵制。但我必须坦承我的极度反感:在世界各国中，文化阶层对通俗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采取如此轻蔑态度的，大概属中国为甚！这肯定与几千年“士大夫”的遗风有关。请问，《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这类“通俗”文学作品难道不是养育所有作家的摇篮和传承我们伟大民族精神的强大基因？演出时，市井小民趋之若鹜的莎士比亚戏剧究竟是高雅还是通俗？而且历史地看，现今大众娱乐文化的繁荣生长无疑是我国人的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伟大标识之一，是伴随中华民族向全面小康社会进军的和谐交响。近些年来，作家中间风行“深刻的宏大叙事”，动辄“家族史”“民族史”，轻视甚至嘲讽为老百姓“讲故事”的文学观念已经是“老土”。但是，请不要轻慢和蔑视大众的娱乐和笑声。中国老百姓苦了难了熬了多少年啊，现在好不容易吃饱穿暖了，能舒心畅快地乐一下，我们有什么权力给以白眼！ 且看“精英文化”究竟怎么了？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化界闯进“三个火枪手”:一个叫卡夫卡，一个叫毕加索，一个叫艾略特，这三个洋家伙似乎一下把半个文化界打蒙了。后来又进来一个昆德拉，更加晕菜(学习是必要的，晕菜是糊涂的)。自此，我们的文风大变，画风大变，诗风大变。小说不要故事情节人物了，画面变得支离破碎了，诗歌成了“自言自语”了。总之，老百姓打死也看不懂了。 奇怪吗？不奇怪。一位年轻诗人这样形容自己的诗:诗是“无染的耳朵/听到的神的声音。”还有一位更神，诗是“在神经过的地方/划一道伤痕。” 那么什么是小说呢？我想最基本的概括，小说就是“讲故事”。令人怦然心动的好故事是所有优秀小说的起点。回头看看建国以来文学的演进，有一个应当让我们痛心疾首的事实:先是极左政治，后是“精英意识”，已经历史性地、极为严重地伤害了中国通俗小说创作传统——则这个悠久传统同样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啊！怎样看待通俗实质上就是怎样对待大众的问题，今天，通俗小说创作已经处于奄奄一息的凄惨地步——过去因为政治的蹂躏，现在因为“精英”的蹂躏。在这方面，我们写不过港台地区，也远不如民国时期，而港台地区和民国时期的通俗小说已经成为大陆电视剧的重要文学资源，这难道不是当今文学的严重缺失？“精英”们忧心忡忡的文学边缘化，在相当程度上正是因为文学坚守“高贵”、拒绝“通俗”造成的，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刻反省？其结果正如评论家胡平前不久指出的，现在许多小说家已经“不会讲故事了”。近来西方小说家拿出来的《哈利·波特》和《达·芬奇密码》创造了全球小说发行史上的奇迹，而且《达·芬奇密码》描写的地方立马成了全球知名的旅游景点。这样的文例不仅国外有，中国古代也有，张继的一首“月落乌啼霜满天”仅仅28个字，让苏州枫桥成了千百年来闻名遐迩的游客景仰之地，而中国当代作家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呢？ 为人民点燃精神火炬的文学，和为人民提供精神绿地的文学，在我看来具有同样神圣的意义。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区别，仅仅在于它们是不同颜色的花朵。也许有了这样虔诚的“平常心”，我们才有可能写出伟大的作品。同时我一直坚持认为，文学除开自我愉悦、欣赏和抒发的功能之外，主要地是给我的爹妈和孩子看的，是给大众看的，是给人民看的，是把我的爱献给他们的一种方式，如果他们能喜欢，那是我最大的光荣与梦想。就此而言，我是马克思主义“服务论”的坚定信仰者。 五、“精英意识”与市场 传统“精英意识”的第二个表现是对市场经济——请原谅我说得尖刻点儿——那种假正经的态度。我以为，除开文坛上极个别的精神超拔、品行高洁的阔佬——我不知道谁是和有几个——大概大多数作家都属我这类的凡夫俗子，嘴上不说，暗地里都期望自己的作品一跃而成为市场宠儿，能够大红大紫，名利双收(以现代观念而言，这决不是缺点)。但我发现，在供媒体发表的谈话里，作家大都清高得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很少说市场经济的好话，大声疾呼要“捍卫底线”、“保持高雅”、“拒绝时尚”的倒是声浪滔滔。 是的，文学是烛照人类心灵的灯火。关注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为过度个性化技术化的现代人提供普世价值和终极关怀，是文学恒久不变的神圣使命。市场经济，正如邓小平所说，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用的东西，作家必须警惕市场“利益化驱动”的负面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文学是属于人民的；文学的产生与繁荣都决定于人民；文学的价值在人民中间才能得到最终实现。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文学要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那么请问最广大人民在哪里？回答是:在市场里！ 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观念转变的大变革时代，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市场是文学到达人民手中的唯一路径，没有文化市场的繁荣就没有文学的繁荣。从这个意义上说，谁轻慢了市场，谁就轻慢了人民。 其二，文学是靠形象说话的。通过感染力，实现感召力，这是一切文学艺术的价值和魅力所在。没有感染力，所谓“感召力”就一定是图解，是标语口号之类的东西，其导向作用也会落空。没有感染力，你就无法征服市场、征服读者、征服大众。就此而言，我以为作家们实在过于专注守护“纯文学”的底线了，搞得自己跟中国足球一样，只会防守不会进攻。换句话说，文学界在相当程度上还没有学会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活与工作、开拓与创新。市场经济对文学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但也应肯定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激励机制也会为文学激发巨大的生机。我们不要忘记这样的事实:世界上绝大多数文学经典都产生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时代。市场会诱发低俗，也会造就更多的伟大。因此我以为，作家在注意抵制市场消极因素的同时，必须放下“精英”架子，摒弃传统的士大夫心理，建构尊重市场、学习市场、把握市场、征服市场、提升市场的博大雄心，以富于现代光彩和魅力的鲜活姿态，通过市场走向人民大众。我们必须转变观念(这在社会其它领域已经不是问题了)，把征服市场看成是一种创新能力和超绝本事。今天，文学永恒的精神旗帜，必须插上人民的船头，穿越市场的激流，才能抵达它深情怀抱的人类愿景和人的心灵彼岸。 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无疑是繁茂的，但执着的“坚守”让许多富有才华的作家在地平线上日显“孤独”。以至于我所尊敬的小说家苏童最近竟悲壮地说:“哪怕只剩下几千个读者……”诗人于坚则感慨:“诗人有点像地下组织……”(《文学报》7月6日一版)天哪，听着我怎么觉得颇有点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烈士情怀，太坚强了！ 今天的文学究竟“到哪里去”？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如果文学远离大众，执意让大众看不懂、看不下去、最后闹到没人看的地步，一定会窄化作家的创作空间，扼杀文学发展的生机，消解当代文学的魅力。歌德说:“你不要企图写什么大作品。”“如果你一心想写大作品，旁的东西就不能在它的周围生长，所有别的思想都被排斥，生活本身的乐趣也就因此而暂时消失。”这样的文学箴言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编者按: 本报今天以整版篇幅推出北京评论家蒋巍的长文《论文学的与时俱进——从“当前文学创作症候”谈起》。在文章中，作者提出并分析了当今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遇到的一些新问题新现象，如纯文学与当代社会的疏离，文学与大众、市场的关系，传统的“精英意识”对通俗文学的态度等，这些引人深思的问题已触及到当前文学发展的一些重大理论的构建。一段时间以来，文学界人士在各地展开了各种研讨，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看法。我们认为，本文作者对这些问题的思索和观点，对一些既有的文学价值伦理已构成挑战。我们期望这一家之言能引起文学界对这些问题的更广泛的关注和更深入的讨论，促进研究和厘清，以推动当代文学的新发展。? 原载：《文学报》2006年8月1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