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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传统看，诗歌中直接说理、发表议论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由来已久。唐代以前，以议论入诗最集中体现在魏晋诗坛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诗歌体类——玄言诗。玄言诗以诗的形式记载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文人的心态，表现了诗人们经过玄学思想洗礼后对人生的感悟和体验。其以议论入诗、表达哲理的方式对后代诗歌中的议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唐代诗歌的发展既继承了前代诗歌的议论传统，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文学思想的影响。初唐文学是南、北朝文学由对立走向融合的时期。在诗歌发展方向上，贞观君臣自觉对齐梁文风进行了理论上的批评和抵制，提出合南北朝诗风所长的文质并重的文学观点。可见，初唐诗歌一开始就不排斥言理，具有议论的倾向。这在贞观君臣的诗歌创作尤其体现在关注征战治乱、表达政治情怀的诗歌中。如唐太宗表达远志壮情的“弃怀远志，封泥负壮情。别有真人气，安知名不名”（《入潼关》）、抒写功成名就快慰的“于焉欢击筑，聊以咏南风”（《幸武功庆善宫》）、渴求人才的“心非洛汭逸，意在渭滨游。禽荒非所乐，抚辔更招忧”（《冬狩》）、总结历史兴亡盛衰的“未央初壮汉，阿房昔侈秦。在危犹骋丽，居奢遂役人。岂如家四海，日宇罄朝伦”（《登三台言志》）等；魏征的《述怀》直接吟咏志向追求，表现“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的豪气，全诗情、理、气、志俱佳；虞世南的《赋得慎罚》类似奏疏，从独特的视角表达了其治世用刑思想。又如王珪《咏汉高祖》、《咏淮阴侯》，魏徵《赋西汉》、褚亮《赋得蜀都》、陆敬《游隋故都》、虞世南《赋得吴都》、李百药《郢城怀古》、《谒汉高庙》、《赋得魏都》等，皆鉴古知今，在大量的议论、说理中假史咏怀，曲折地表现出一种现实关怀。 贞观君臣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唐诗发展的路径。“四杰”的诗歌重在表现浓烈的情感和昂扬的气势，但沉沦下僚、上疏忤意、仕途遭贬的现实境遇使他们多作不平之鸣，不免也常以议论入诗。如卢照邻的《行路难》从渭桥边枯木横槎引发联想，写尽人生世事的艰辛和离别的伤悲，发出强烈的兴亡之叹，其中不乏直接的议论：“一朝零落无人问，万古摧残君讵知？人生贵贱无终始，倏忽须臾难久恃。”“云间海上邈难期，赤心会合在何时？但愿尧年一百万，长作巢由也不辞。”骆宾王的《帝京篇》借对古都长安的描写，以直接议论的方式，发出“古来荣利若浮云，人生倚伏信难分”“春去春来苦自驰，争名争利徒尔为”的世道变迁感叹。 盛唐诗歌的一大特征是崇尚风骨，具体体现为高昂感情和壮大气势，在通过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决策于朝廷、建功于边塞等方式于诗歌中表现时，议论、抒情、描写、说明等多种方式往往不落痕迹地融为一体，自成佳作。如王维、孟浩然的早年诗作，高适、岑参的边塞诗，李白的乐府诗等。“诗史”杜甫的诗作，有相当部分体现了他兴寄讽谏的诗学主张和对儒家忠义准则的谨守。在以强烈的是非之情写时事、以时事入诗写实之外发议论，他对自我身世的感怆、对黑暗朝政的不满、对拓边战争的抨击、对豪门骄横的讽刺、对“安史之乱”的反映、对民生疾苦的顾念等等兴寄之情，都表现在议论里。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抨击朝廷统治集团生活之腐败和聚敛之残酷，揭露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贫富不均的社会现实，并对这种社会现实发表了诸多议论，把叙事、抒情、说理有机结合起来。 作为一个古文大家，韩愈的诗歌创作也深受其古文艺术手法的影响，有其独特的成就。韩愈诗集中以理入诗或以诗言理的议论诗处处可见。如《荐士》：“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五言出汉时，苏李首更号。东都渐弥漫，派别百川导。建安能者七，卓荦变风操。逶迤抵晋宋，气象日凋耗。中间数鲍谢，比近最清奥。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搜春摘花卉，沿袭伤剽盗。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后来相继生，亦各臻阃奥。有穷者孟郊，受材实雄骜。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悠悠我之思，扰扰风中纛。上言愧无路，日夜惟心祷。鹤翎不天生，变化在啄菢。通彼非难图，尺地易可漕。善善不汲汲，后时徒悔懊。求死具八珍，不如一箪犒。微诗公勿诮，恺悌神所劳。”此诗是韩愈向郑馀庆推荐孟郊而作，从诗三百篇始，对孟郊之前历代诗歌和重要诗人作了一番议论评说，然后落实到孟郊身上大加褒扬，又对用人问题发表了一通感慨之言。全诗几乎句句议论，且诗句多如文句。《调张籍》也是典型的以议论为诗之作。“李杜文章在，火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徒观斧凿痕，不瞩治水航。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此诗针对当时一些崇杜抑李论者的论调，开篇就对李白、杜甫的诗歌做出高度评价，同时斥责了那些刻意谤伤的论者。 晚唐诗歌中怀古、咏史之作大量出现，对历史兴衰进行总结、议论，寄托遥深，表达出怀古伤今的浓烈情怀。以杜牧、李商隐为代表，其议论化的绝句“皆宋人议论之祖”(《诗薮》)。 综上所述，终唐一世，诗歌的议论化现象广泛存在，其韵渊致，其格也高，其论也深。其议论的表现形态在诗歌发展史上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值得重视。只是从整体上看，以议论入诗并非唐诗创作手法的主流，议论化也没有形成有唐一代诗歌的总体特征。 原载：《光明日报》2006年8月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