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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经典需要通俗化吗?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任晶晶 参加讨论

    解读古典小说的热潮引起多方思考——文学经典需要通俗化吗?
    两个月前,上海文艺出版社以55万首印数、14%的版税竞标获得了易中天《品三国》的出版权;两个月后,易中天《品三国(上)》以书界少有的全国同步发行的方式全面上市。几天时间,这本炙手可热的书就迅速攀升至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北京图书大厦的易中天签售现场,更是场面火爆,前所未有,当天即签售了2000本。同时,针对这一现象的赞誉和批评接踵而至,一些媒体和网络上出现了激烈的争论。有读者认为像这样对经典名著的诠释太过于通俗化而显庸俗,还有读者认为“经典名著被电视剧戏说得还不够吗?还需要继续混淆视听的‘品’吗?真能‘品’出什么新意吗?只不过是迎合了时下‘通俗’的风气罢了。”也有一些读者认为,采用轻松调侃叙说吸引了大家对经典名著的注意,从而也有助于经典文化的传播和传承。据了解,这两年来,对经典名著重新诠释和解构的图书成为图书市场中的新热,不仅四大名著,各种经典名著也被“披”上了新的外衣“粉墨登场”,并受到了很多读者的热捧,读者对这类书籍的兴趣远远大过于经典原著。对此现象,几位评论家发表了他们的一些看法。
    马相武认为,出现这样的解读古典小说的读物,在他看来很自然,不需要那么紧张,那么如临大敌,适当的通俗化或现代化,其实很正常。尤其是在我们所处的市场化语境中来看待。从大众文化发展的角度,要感谢那些适度的通俗化和现代化方面的“成功人士”。他们让文学经典的普及和社会化以及转化为眼球经济现象和社会注意点成为可能。这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文学文化的发展,这当然也是文化经济现象。从文化消费的角度看,只要它有益于大众的身心健康,它就是合理的、应该存在的、应该发展的。但是解读应该根据不同的文学经典和不同的具体情况,以及不同的读者而有所区别,像一些“解构”经典,肆意拼接,“无厘头搞笑”、“大话”、“歪说”、“水煮”类的让人啼笑皆非的做法还是应该杜绝的。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糟蹋文学经典,不应该歪曲文学经典。谢有顺也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甚多,其中一个就是大环境下,大家对传统文化复兴的渴望和认同本土意识的加强,于是传统典籍重新进入读者视野,跟大众达成很好的交流。其次古典名著进入中国现代社会,有很多如不经过现代语言的阐释和讲解,现代读者很难读懂,就算是一些古白话文,能真正读懂其中妙处的也不多,因为很多都是以历史史实为背景的,如果没有对当时政治文化历史的了解,也不容易进入,所以需要通过通俗化的理解和转换,有一些普及性的读物出来作为典籍现代话语的转换也是可以的。“让中国文化在现代社会重新焕发生机,需要有一个通俗化转化的过程”。
    “要警惕打着经典通俗化的旗号而庸俗化的现象,把历史文化娱乐化不是普及文化的好思路。”葛红兵认为,经典的本质是精神的高格,以精神高格去感染人和影响人,而现在这些导读性的甚至颠覆经典名著的书反倒超过了原著,肯定是不正常的。他很担心因为这些书籍而使一些读者在看原著的过程中失去独立的思考和批判能力。读者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去阅读,要从自己的阅读中感受经典获得启悟,这就是经典的本意。
    说到对于文学经典的解读和诠释或改编是否应有标准,该如何体现?马相武认为文学经典和理论经典、政治经典是不同的,文学经典解读的自由度远大于其它经典,文学经典的解读当中,小说较之戏曲和诗歌、散文解读的自由度又要大许多。其实,这样的解读古已有之,经典还不是照样流传了下来?他认为解读也可以扩大到改编:戏曲和曲艺,或者故事,乃至现在的影视作品和网络文学等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可以见仁见智,各呈高见,各显神通。尤其是《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这类的小说,针对不同的读者通俗的普及的解读和改编,应该允许存在。要是讲标准,就是要针对具体情况而定,但是绝对的标准就是不能歪曲不能篡改不能恶意不能反而动之。要强调文学经典的名著精神和基本面目,同时更要热情地鼓励和坚决支持完全忠实地解读改编古典文学名著的作家作品。如果是作为严肃的学术研究,还是越严肃越严谨越学术越好。不能开玩笑,也不应该通俗化现代化,戏说和大话,哪怕谐谑也不应该。
    谢有顺也认为文学的世界是多义的,模糊的,如果只是从文学作品来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入文学的世界,发表各自的看法,这本身是没有什么不对。但从文化层面来讲,就不要对这类书的价值有过高的期待,因为他的重点不在于对典籍本身的交流,和对典籍写作意图的领会。读者看得更多的是其中的调侃戏说和大话。同时也不要否认现在文化的背景为一种娱乐思想所支配,大众还是希望更多娱乐的快活的东西,这是现代人隐秘的愿望,但是文化的娱乐化和整个文化通俗化的形式具有短暂性的特点,这其中的文化热点是稍纵即逝的。葛红兵认为标准有三点,首先要怀有对民族对国家对经典负责任的态度;其次要对经典的接受史有一定的尊重和把握;最后就是要确有独到的学术研究和新发现,而不要为求新而求新。
    原载:《文艺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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