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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当前文化批评对文学独立之现代化走向的消解 众所周知，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运动的一个核心命题，便是“文学独立”。“文学独立”不仅顺应了文化现代化的“人的独立”之要求，成为“人本”向“文本”的逻辑延伸，体现出文化对文学的推动，而且也成为新文学寻求自己独立形态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应该理解为是对传统文学与文化关系的一种革命。 遗憾的是，当100年的文学独立之试验，在今天刚刚逼近“什么是中国式的文学独立”、“形式本体论是否适合中国”这些关键问题，并且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为艺术而艺术”是否等于“文学独立”、“创作自由”是否等于“文学独立”、“中国艺术本体”是否等于“形式本体”等问题的时候……悄然兴起而蔓延的文化批评，便再次遮蔽了上述努力。文化批评不仅已不再关注文学自身的问题，而且在不少学者那里，已经被真理在握地作为“就是今天的文学批评”来对待了。如此，文学作品与哲学著作的互换，便成为今天文化批评的趋势。虽然今天的文化批评在内容上与过去的庸俗社会学有所区别，但这种区别主要是时代内容变化产生的区别，而不是文学与非文学关系的变化。虽然审美日常化、艺术生活化、文学视觉化，已作为中国当代文化与艺术发展的一种当代现象，消解了过去由美学家们和艺术家们所独占的领域，但这并没有改变艺术（形象性）与非艺术（概念性）的区别，也没有改变好艺术（经典）与坏艺术（模仿）的区别。 我以为，中国文学的本体论和独立性问题，不一定是西方式的“对抗”和“超越”于现实的，而很可能是“亲和”现实又能“穿越”现实的；中国文学和作家的独立性问题，不一定是游离于现实政治的另一种政治性和审美性的“对抗”阶层，而是一种在现实政治中以自己的创造性穿越现实束缚的力量。因此我的否定主义文艺学关于“文学独立性、本体性”的观点，是一种穿越现实的“张力性存在”，而不是拒绝、对抗现实的“形式性存在”或“实体性存在”。由此，中国文学的本体性、独立性和审美性，就应该具备不同于西方的思维形态。而对这样一类问题的探讨，其实正是中国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需要共同关心的。今天文学的非独立性，一方面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被意识形态制约的格局所致（即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某种程度上就是意识形态生产的新现实），另一方面也因为没有改变文学对商业利益、生存快乐时尚的依附——文学从专业化到生活化、从文字化到图像化，只是文学的当代生存现象，但并没有改变文学突破这种依附实现自身品格的“文学性”要求——即文字化时代和图像化时代均有好作品和坏作品。而这种在优秀的文字作品和优秀的图像艺术中均存在的品格，就是中国文艺理论界一直忽略、而在今天应该予以高度重视的“中国式的文学独立性或本体论”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西方是从消解文学的“超越现实的形式独立”来从事当代文化批评，中国恰恰应该是从培养文学“穿越现实的品格独立”来进行文化批评——文化批评同样应该存在这种因文化特性的区别而导致的差异。否则，中国学人的“文以载道”思维定势，就会又一次戴上了所谓后现代之文化批评的时髦面具，落入传统的“变器不变道”之窠臼而不自觉。 问题二：当前文化批评对中国当代文化精神问题之遮蔽 众所周知，当前出现在各类报刊上的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其基本内容是民族、国家、种族、性别、身份、阶级等西方当代文化语境中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使得西方意义上的文化批评带有强烈的政治权力色彩。我不否认随着中国加入WTO，媒体工业化、跨国公司普及化等经济和文化现象的出现，会使中国让会与西方文化研究的内容有呼应的一面，但我想说的是：在表面相似或不太相似的社会现象背后，中国自己的文化问题被遮蔽了。 首先，目前暴露出的中国当代人普遍的心灵和信仰危机问题，已经与五四的传统文化危机和西方理性主义解体后的精神迷茫有本质的不同，这必须和“文化大革命”，和盲从、迷信以及当代的“思想无力症”等问题联系起来思考。所以它既不是倡导西方意义上的人文精神可以解决的，也不是宏扬中国传统道德可以解决的，其复杂性必须依靠中国当代思想的原创才能解决。其次，由“晚生代”小说的“私人化写作”所展示的边缘的、日常的、身体的、无责任感的“个人”，提出了一个“中国现代个体如何可能”的文化建设问题。表面上看，文化批评更关心国家、民族的生存性问题，但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在中国主要就是一个“个体建设”的问题。因为我们是像过去那样以虚弱的个人来换取一个表面强盛的国家，还是以个体优化来建设一个名副其实的强国，是一个关键问题。所以中国当代的国家问题，在文化上就是“中国个体成长壮大”的问题。其中问题的关键是：中国个体不能走西方个人利益与权力至上的路，而应该将个人权力、个人责任、个人心灵依托一并考虑，诞生中国自己的当代个体形象。再次，性别、种族在中国即便是存在问题的，也与西方式的同类问题有重要区别。世界范围内的种族问题，一定程度上就是文化多元冲突的象征；而中国内部的民族问题，因为政治一体化的稳定，目前应该说还不是中国文化的主要问题。而性别问题或妇女解放问题，在中国因为与“人的解放”与“人的重新理解”问题（包括主体建立、人性健康、人的尊重等）相关，或者至少必须与后者联系起来思考，所以它本身可以是一种视角，但还难以构成问题……遗憾的是，由于目前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总体上是停留在时代现象和生活现象的阐释与描绘上，所以无论是宏观研究还是个案研究，均不同程度与上述中国精神文化问题脱节。这至少是文化批评表面喧闹而没有实质性文化研究突破的原因之一。 问题三：当前文化批评对文史哲合一的理论创新文化之遗忘 应该说，文化批评是以跨学科的面目出现的，这既使得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均可以介入文化批评，也使得文化批评的当下出现，具有一种调节过于分工精细的学科“专业化”的功能。文化批评的这种“泛学科”性质，本可以一方面涉及不同的人文学科共同关心或必须面对的问题（如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以及思维方式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它鲜明的“问题意识”之介入，激活过于专业化、规范化、材料化和封闭化的现阶段人文学术研究，使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与时代变化所要求的理论创新接轨。然而遗憾的是：当前文化批评由于一出场就受制于西方后现代消解思潮的制约，其“非建设性”品格从一开始就与中国当代文化重建的思想要求错位了。 我的意思是说，由于西方文化的精髓在《圣经》，东方文化的精髓在《易经》，所以一定程度上文化的核心是在一个民族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层面上展开的，又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道哲学，在当前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要求下，确实有一个思想和价值重建的使命，这就使得中国当前的文化批评，不能满足于以中国社会现象验证西方文化批评理论，而应该自觉承担起传统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当代改造工作——通过恢复文、史、哲一体化的人文传统，在哲学基本理论上做既区别于传统、也区别于西方的原创性努力，并由此带动人文社会科学各专业理论的创新（包括建立起中国自己的文化批评理论）。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文化传统中从来没有独立的哲学专业，而很多中国思想家就是跨学科的学者，这就使得文化批评利用自己面对现实和跨学科的优势，可以弥补专业化的学者之不足。而近现代以降的中国思想文化史，王国维作为一个很好的个案，就提供了正、负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就前者而言，王国维是以文学家、文学理论家的身份出场的，其重要理论创新也是在文艺理论上；然王国维自觉地突破专业限制，对叔本华、康德等哲学颇有研究，又颇多史学文字，从而建立起他的文、史、哲互动的文化研究结构。就后者来说，王国维之所以在哲学上有“可信但不可爱”的矛盾，说明他在哲学上总体上是依附叔本华的，还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哲学。因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是不会有“可信但不可爱”的矛盾的。王国维的理论创新没有涉及到哲学上对叔本华的批判，其直接结果是他心灵依托始终没有解决所导致的自杀，其间接结果，就是在文艺批评上留下《红楼梦评论》这样以西方理论生硬解剖中国作品的痕迹。而王国维的心灵空缺的问题，也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中国人的问题——我们可以因为民族救亡、国内战争、阶级斗争、改革开放而遮蔽这个问题，但却不可回避人文精神讨论和法轮功现象将这个问题再一次的暴露。换句话就是说；由文化现代化所带来的中国当代人的心灵依托问题，从王国维开始就没有解决好，到今天就更期待我们的解决。而目前报刊和网络上的各种文化研究——恕我寡闻——几乎很少以这个问题为探索和研究内容的。这就难免要让人认为：现阶段的文化批评更多的是时尚批评，是社会怎样变化我就怎样变化的批评。 问题四：当前文化批评的“现代性反思”与“中国式现代性”建设之错位 谈论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将“现代性”定位在西方现代个人权利制度、自由主义精神和市场经济扩张之上，并将福柯、詹明信、萨伊德、杰姆逊等“反现代性”，以及更早一些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反理性异化”，定位在对以此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批判之上。国内学界近几年曾有所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我对这两派学者的观点之所以均持保留看法，主要不在于这两个称谓很难涵盖各自内部有差异的看法，而在于这两派大都以西方理论为资源对“中国式现代性”理论探讨的遮蔽。这表现在： 1,中国的现代性首先在理论上就没有自己的创造性成果。因为文化与政治差异，我们很难要西方式的自由主义可能是合理的，但我们诞生不出我们自己的自由理论，我们的“不要”就是虚弱的抒情。所谓“新左派”向传统社会主义寻找对抗资源，我以为多少是对这个问题的回避；而批评西方的自由理念后不能面对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无效的文化批判——文化批评如果只能停留在说“不”而说不出什么是中国的“是”，我们就很可以怀疑这个“不”是否说得准确。比如阿多诺们的“反工具理性”，在现代中国很可能就是一个“不准确”的问题。因为“工具理性”在现代中国本身就具有反封建的功能，我们不能“对抗”工具理性而只能“不满足于”工具理性。也由于理论的贫乏让位给激情和感觉，这就必然使得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价值系统等，处在含混的未成型状态，我们对中国现代性的反思就是一个虚指。正像邓小平同志提出“一国两制”的观念，才有了现行的“一国两制”的体制一样，由于中国的现代观念还没有成型体制也没有成型，文化批评对“现代性的反思”，除了只能重复阿多诺、詹明信、杰姆逊等理论或提出有一个“中国问题”存在外，在“中国问题”是一个“什么问题”上，其内涵就是十分模糊的。 2,现代化要体现“中国性”，其批判基点不能建立在“拒绝西方现代性”上，而应该体现在“穿越西方现代性”上。而“新左派”的基本立论，正是以传统社会主义的立场对西方的拒绝。虽然我对历史发展是进步的观点持保留看法，并认为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各有利弊，但发展的要求是“当代自我确证”的要求。中国近则必须在人民的生活水平与舒适感上获得自我确证，远则必须在全球化的现代格局中找到国家和文化的自我价值感。所以“发展作为硬道理”的意思是：我们既不能无视西方的发展，也不能以传统让会主义立场来获得自我确证感。这意味着，“新左派”的文化批评只注意到中国传统人民民主、集体经济、人文精神、纯洁美学对西方“拒绝”的一面，但没有注意到其对人的尊重、个人利益、创造自我、健康人格等现代性的底线无视的一面，只注意到将自己的价值依托审美化来设想克服西方资本主义之弊端，但没有注意到一旦将这种理想现实化，就面临着一个如何与现代人的底线融会的创造性问题。我虽然不赞同将西方的现代性无限扩大化，在中国语境下不赞成将“反现代性”也纳入到“现代性”之中，从而保持我们对西方文化批评独特的批判视角，但也更不赞同“我们传统的优势可以纠正西方的弊端”这种依赖式的思维方式。所以，中国真正的文化批判，应该是对西方的现代性、后现代性与中国传统和当代的体制、人文观念同时予以批判，并在这种批判中说出我们的“是”。 问题五：当前文化批评在与文学批评结合上的思维盲点 除了上述问题外，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结合，可能是更多的文学批评家关注的焦点。 然而在对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结合的理解上，当前理论界在思维方式上却存在着如下局限：一是将文学批评等同于对作品叙事、修辞、人物性格等表现方法的研究，而将文化批评理解为对作品文化性内容的分析，仿佛对文学作品内容的研究已不是文学批评可以胜任的了，这就使“形式”与“内容”再次对立。二是将文学批评理解为以阐释作品为目的，而将文化批评理解为将作品工具化来服务文化目的，这就使得两者的结合永无可能，从而也就不可能看到：文学的自足是作为弥补文化的缺陷的张力而存在的“文化现象”之一。这就暴露出我们在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打通上的思维方式之盲点。那就是：文学中的全部文化性内容，如果被看作是对现实的文化内容的验证，便是“非文学性的文化批评”；如果被看作是区别于现实文化内容的一种作家独特的存在力量，便是“文学性的文化批评”。这表现在： 1,文学中的文化内容与文学以外的文化内容，其性质和意味均是不同的。《红楼梦》里的林黛玉，不同于现实中的纯情弱女，整个红楼世界，因此也不同于明清之际的现实世界——甚至也不是明清现实世界的象征。谁要将红楼世界与现实世界类比，或借红楼世界来考察明清社会，那就是不重视文学特性的文化批评。也就是说，曹雪芹写《红楼梦》，目的不是在反映明清文化，而是通过构筑一个自己的艺术性文化世界，与现实中的明清文化形成反差。2,“非文学性的文化批评”常常是从时代的角度、文化特性的角度切入不同的作品，提炼出共同的文化特性（比如从《大腕》和《大话西游》中提炼出消解性的当代文化思潮），因而常常忽略文学与文化的差异，更不用说会忽略文学与文学的差异。比如，“反封建”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文化性课题“个性独立”是由这一文化性课题派生出的共同的文化观念，而“离家出走”则可以成为一个“文化意象”，并可以概括子君、觉慧等文学人物形象，也可以概括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与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相当一部分作品，更可以概括王朔笔下的《顽主》，但这种概括与我们把握作品不同的文化性内容没有什么关系。3,“文学性的文化研究”是将文学的外在形态看作是进入文学内在文化性世界的门槛。作品的形式与技巧，只是文学内在世界派生出来的。静态的、分割式的研究文学的形式与技巧，无助于研究作家如何产生自己的形式与技巧。所以对《英雄》这样的影片的“文学性的文化研究”，就是要将作品的叙述方式看作是编导关于“英雄”的多重意念派生出来的一种形式，而这种形式所产生的意境美，又强化了编导对“英雄”意念的一种不同于现实中常人对“英雄”的理解。在此意义上，“放弃”的英雄，确实可以看作是张艺谋以自己的文学性理解“穿越”约定俗成的对“英雄”的文化性理解的过程。所以《英雄》的文学价值就在于编导“诞生”了一种独特的英雄关系和意念。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3年1月2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