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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4年11月，一家德国期刊《柏林月刊》发表了康德的《什么是启蒙？》。约两个世纪后，福柯回顾了康德的这一文本，并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这可以视为福柯，这一本世纪的法国思想怪杰对另一哲学巨人的遥遥致意。福柯的回答无疑是在本世纪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后现代主义、反形而上学、反本质主义等思想背景下作出的，与康德的回答一样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福柯指出了我们应该在什么意义上继承启蒙的遗产，也许可以有两点：反思与批判、对自由的渴望。当然，我们不会太奢望会得到一个一劳永逸的总体叙事的答案，这或许是我们比康德时代的人不幸同时又更加清醒的地方。所以福柯更愿意从一些小的叙事入手，比如:心智健全与精神错乱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疾病与健康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犯罪与法律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性关系的角色的问题，等等。当代人文知识分子或许更应该关注这些微型叙事的领域，而不是殚精竭虑地营造一劳永逸的终极宏大叙事。 康德界定启蒙的方式几乎完全是否定性的，―――在论启蒙的文本中，他只处理当代现实的问题。他不试图在一个整体性的或未来结果的基础上理解现时。他在寻求差异：是什么差异使今天与昨天不同？2 康德立即指出了这个作为“启蒙”特征的“出路”，是一个把我们从“不成熟”状态释放出来的过程。所谓“不成熟”，他指的是一种我们的意志的特定状态，这种状态使我们在需要运用理性的领域接受别人的权威。2 因此，与努力区分“现代”与“前现代”或“后现代”相比，我认为试图找出现代性的态度——甚至从它形成开始——如何发现它自己与“反现代性的态度”的斗争是更为有益的。5 对于波德莱尔来说，现代人不是去发现他自己、他的秘密、他的隐藏的真实的人；他是试图创造他自己的人。这个现代性没有“在他自己的存在中解放人”；它迫使他去面对生产他自己的任务。7 一方面，我一直在试图强调一种哲学质疑的类型在什么程度上植根于启蒙——这种质询同时使得人与现时的关系、人的存在的历史模式和作为自主性的自我的构成成为问题。另一方面，我一直试图强调，可以连接我们与启蒙的绳索不是忠实于某些教条，而是一种态度的永恒的复活——这种态度是一种哲学的气质，它可以被描述为对我们的历史时代的永恒的批判。7 但是，如果康德的问题是了解什么是知识不得不放弃超越的界限，对我来说，今天批判的问题不得不被转向一个肯定的方式：是什么把我们这些普遍的、必然的、义务的存在放入被单一的、偶然的和武断强制的事务所占据的地方？简言之，问题是把在必要限度的形式中实施的批判转化为一种实践的批判，它采取一种可能越界的形式。9 在这个意义上，批判不是超越的，它的目标不是制造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它在构思上是谱系学的，在方法上是考古学的。在这个意义上所说的考古学的——而不是超越的——批判将不去寻求确认所有知识或所有可能的道德行为的普遍结构，而是话语的具体实例，这些话语实例将我们所思、所说、所做与许多历史事件连接起来。9 我不知道是否我们将达到成熟的成年。我们经验中的许多事情使我们相信，启蒙的历史事件没有使我们成为成熟的成人，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阶段。然而，对我而言，一种意义可以被赋予关于现时和我们自己的批判性质询，它是康德通过对启蒙的反思而构成的。对我而言，康德的反思是一种哲学化的途径，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这种哲学化途径一直有其重要性和影响力。关于我们自己的批判的本体论一定不能成为一种理论，一个教条，或者甚至正在累积的知识的永恒实体，而必须作为一种态度，一种气质、一种哲学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关于我们是什么的批判同时是对我们背负的限度的历史分析，并伴随着超越它们的可能性的实验。12 我不知道是否在今天必须说，批判的任务仍然包含对启蒙的信念；我继续认为，这个任务需要我们研究我们的限度，这是一种耐心的工作，它赋予我们对自由的渴望以形式。12 以上的文字让我们明白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是在怎样的一种意义上继承了启蒙和康德的思想遗产。今天的我们应该比康德走得更远，也更慎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