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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央视“百家讲坛”受关注，携《<论语>心得》签售，一日卖出一万三千册 上周日下午，于丹携新书《<论语>心得》在中关村图书大厦签售，从一点四十到晚上十点半共签售新书一万三千册。于丹此次新书的首印数量为六十万册，超过了之前“百家讲坛”的另一位讲者易中天五十五万册的印数。 于丹自从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论语》以来，评论偏向两极化：有人认为她将《论语》讲解的深入浅出，富有生活化气息；也有人认为专业化不够。 就此，本报记者专访了于丹。 把《论语》当做生活方式而非学术内容 新京报：你的新书《<论语>心得》一上来就印了60万册，印了这么多，怎么这么有信心？ 于丹：签售情况（一天在中关村图书大厦卖书一万三千多册）也是出乎我意料的，我对出版行业不了解，在我的概念里，60万是个很大的天文数字。我觉得这个数字，包括今天的签售，并不能说明大家对我怎么样，这是大家对于中国文化的信任，是《论语》中自然的、生活化的观念对大家的一种唤醒，让每个人有一种温暖的感悟。 新京报：你最初是怎么想到要到“百家讲坛”讲《论语》的？ 于丹：之前我一直为“百家讲坛”担任策划，也参与了他们的节目评判，“百家讲坛”从一开始就很熟悉，他们的研讨我也参加得很频繁，我们经常在一起谈，什么样的题目找什么样的人来讲合适。 《论语》的题目是早就定下来的，有一天他们就说，那还不如你来讲呢。 新京报：那个时候你们觉得应该找什么样的人来讲《论语》？ 于丹：我们觉得，首先绝不能把《论语》只当做外在的一种学问，而是内化的生活方式。所以，首先找到的人是要把《论语》当做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学术内容，其次是他能够深入浅出，《论语》最大的特色是它是一种语录体的哲理，它跟《三国》、《明史》都不同的是它缺少情节，讲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加入大量情节，就是话不远人，让大家觉得它离现代生活很近。 新京报：对于孔子，你自己究竟是怎么理解的？ 于丹：我称他为一个特别温暖朴素的仁厚长者。孔子是一个特别厚道的人，学生经常拿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去问他，学生无论问他什么他都说，哪怕是他自己不屑的问题。 “百家讲坛”不同于在大学里讲课 新京报：但是现在你对于《论语》的这种讲解方式，可能一部分人会觉得很生活化，但是相对的也有人觉得，讲解的不够专业，甚至相当于“中学语文老师”的水平，你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吗？ 于丹：我在大学里十几年也在讲古典文学，也在讲《论语》，但是大学的讲法肯定和“百家讲坛”不同，大学是一种学理的讲法，讲究严谨的考据，学术的系统，思想的深远。 我在“百家讲坛”是另外一种讲法，它是传播的讲法，感悟的讲法，心得的讲法。“百家讲坛”对于所有的讲者有一个要求，你要让15岁的中学生愿意听，而且还要听的有兴趣，这个要求是符合大众传媒的定位的。在“百家讲坛”讲《论语》从一开始就不追求学问上的深刻，而是一种放散性的，关乎人们生活自身的讲法。 新京报：也就是说，你们想追求的就是现在的这种效果？ 于丹：现在这个效果基本是一开始我想要追求的，就是用一种情节的承载，心中有，口中无，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都会遭遇到的各种困境和问题，把它说出来，在《论语》中找到一种朴素的化解方式，让人们的生活更自信，提升大家的幸福感，这就是我讲《<论语>心得》的目的。 不在大众传播的平台上追求学术水平 新京报：我觉得，实际情况是，一般看“百家讲坛”讲解《论语》的观众，是不太看书的那一部分人，也就是电视的那一部分特定收视人群，而真正做学问的人则很少会看这种电视节目，会根据这个情况来采用这种可以说是“通俗”的方式讲解吗？ 于丹：其实这正是“百家讲坛”在定位时候的高明之处，这是一个非常大众的层面，一个人可能没有读过某部经典，但是没有一个人会不涉足生活，一个成年人一定会遭遇到很多的困惑，很多的考验，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智者不惑。这其中的忧、惧、惑就是客观现实，现在诱惑多了，会更加感觉到这些困惑。我们以这种方式来讲解《论语》，就是在我们面临多元选择的时候，让大家的主心骨更增强，这样客观的忧、惧、惑就会受到抑制。 新京报：也正是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些内容，会让人觉得你在“百家讲坛”中对于《论语》的讲解更加偏向是一种“心理医生”式的讲解，而非专业化的讲解？ 于丹：从一开始，我就不在大众传播的平台上追求学术的水平。我们在不同的平台上有不同的考量标准，如果在大学讲坛上我这样讲，那我是渎职的，我是对专业的学生不负责任。但是如果在电视上以一个大学讲堂上的严谨，讲求考据的话，我也是对大众的不负责任。现在每个人被多重价值观撕扯着，《论语》不能包治百病，也不能在心理学角度立竿见影地起作用，但说清了其中的一句话，就可能会起到让人豁然开朗的作用，它总归是对今天的生活有价值的，这种价值在大众传播平台实现，我认为比在大众平台上去追究学术水平要重要的多。 对易中天非常敬重 新京报：从你一开始讲《论语》，易中天就对你作出了非常高的评价，你们俩对于这方面的交流多吗？ 于丹：我和易老师在录“百家讲坛”期间交流并不多，之前我俩甚至互相都不认识，但是在“百家讲坛”播出期间，易老师首先发帖子说“于丹真棒”之前，我俩都没有怎么说过话。易老师作为一个学术前辈，对我很提携，而我对他非常敬重。他身上有中国知识分子难得的风骨，外在张扬的傲气，可以率意独行，这样的东西在易中天老师身上有，他是一个真性情的文人。 新京报：但是似乎大家对于易中天的评价也是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的，并不都是赞美之词？ 于丹：大家对于《论语》都可以有两极化的评论，更何况对易老师？ 新京报：现在你的书的首印数量已经超过了易中天，这是否暗示着，你会比易中天还要“火”？ 于丹：不是这样一个标准，易老师是讲《三国》的，读过《三国》，喜欢小说的人可能只是一部分，但《论语》作为中国人的《圣经》，它对于每一个中国人这种普遍程度来讲，我的这个题材先天应该更占优势。《论语》是不大好讲，但它更具普遍性的需要。 新京报：现在已经有人把你称做“女版易中天”了，你对这个称呼怎么看？ 于丹：每个人只可能成为自己，不可能成为他人。 新京报：其实这个称呼有可能意味着，你有可能也像易中天一样，成为一种话题议论的焦点，你对此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于丹：我现在还没有想到这么远，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尽量以一种职业化的态度讲《论语》、《庄子》。 ■人物名片 于丹，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影视传媒系主任，影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专业方向：广播电视媒介学。现为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视协高校艺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视协理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中央电视台研究处客座研究员，中国新闻研究会、中广学会主持人研究会，中广学会法制节目委员会常务评委，澳大利亚新闻集团首席顾问。 原载：《新京报》2006年12月1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