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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文章代表作者观点，与本战立场无关。 韩国的一位汉学家翻译看我的小说《孔子》，当他问我：“《论语》是教人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吗”？我才知道有个于丹，才去看她的《论语心得》。 我曾说过，戏说故事是游戏，戏说历史是调侃，而戏说文化则是犯罪。 把民族文化的精髓、国粹能用简短的几条归纳出来，把《论语》归纳成为“道”，而后归纳出一条“快乐生活”的主题，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步入世界强国之林时，当前中华民族的缺失有四： 1、文化缺失。缺乏对于中国古文化的反复咀嚼与深深吐纳； 2、精神缺失。缺乏对于国粹文化中人本精神的完全注入； 3、修养缺失。缺乏对于国粹文化中审美兴趣的培养与吸纳； 4、环境缺失。缺乏对中华文化精粹的非改造性继承。 文化的传承是独特的，中国要立于不败之地，独特的文化是民族兴盛的根本所在。 当世界向资本进军，人类向金钱伸手，私欲最大膨胀，一切美化资本积聚的行为只不过被法律限制了野心，这像是用堤坝阻拦洪水，而国粹就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是当代人以及中华世代用以节制人欲的“息壤”。 从这一点上看，于丹对于国粹的简化、曲解就是一种戏说。 中华民族没有一个坚定的精神支撑，用什么重铸民族之魂？建立当代的民族感，用以充实物质丰富之后的精神匮乏？ 在我看来，应用“礼义之邦”融入“法制之国”，这是当今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所在，应用民族文化的精粹来“筑起我们新的长城”。 从这一点上看，于丹肢解了国粹，使之时尚化、政治化，把孔子乃至儒学最大利益地为我所用，且普及甚广，这是危险之举。 如何重筑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在这一点上，走过了一条漫长的崎路。从杨公骥的《中国文学史》的根本原则只是“劳动产生诗歌”，全力夸大劳动是人生之源；到郭沫若与金景芳关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分期究竟是在“春秋战国之交”还是“秦初开始”之争；再到杨荣国文革“批判孔老二”的戏说（于丹讲学的方法同杨荣国一致，《论语》是珠海，她只要拾起几粒珠子，就可以说这就是《论语》），以及更远的“五四学术运动”打倒孔家店，再加上鲁迅的“仁义、道德只是吃人！”（《狂人日记》）无一不用政治化、时尚化、民族化、简约化来夸大国粹的消极与局囿，而否认他的精粹与宏大。 如何建立一个和谐社会？ 中华民族与世界各国都有不同，法制逐步健全、经济更加强盛的国家，需要有一个“礼义之邦”的内在支撑，要有一个“克己复礼”的完全提倡，光明正大地克己复礼（《周礼》的精华之处就是秩序、民族使命、宗族宗法的自豪感、道德传承……），这些都是国粹之根本，消解不得的。 要建立中华礼义之邦的“宗教”，即以儒家的入世态度为本原，以道家的恬淡作修身，传承文化精粹。先秦的诸子百家尤其是儒家的文化，建立完善的道德制度，在我看来，它就是《周礼》中所谈到的最关键的制度。“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于丹所不敢谈的礼，恰恰是中华民族国粹文化之中最经典的部分。 近来很热闹，《红楼梦》、《三国》等书颇出新彩，水煮火烧的，忙得不亦乐乎，但那都是小说，不管你怎样抽丝剥茧、剖析臆测，说到底不过是怎样读一部通俗小说罢了。但通俗地曲解、庸俗地简化国粹文化，则对民族文化的传承损失巨大，越是流传深广，越是极为可怕。 《论语》是民族财富，是孔子诸多弟子在那个文化盛世归结出来，留给后人的。不能简约、不能简化，也不能归结成几条标语口号式的文字，这会使国粹流失了精血。 《论语》是什么？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对民族文化的完整归结。 平民化、有教无类，做人及生存方式、对天下大道的认识，对周礼的绝对认同，渴望积极参政，向上的生活态度与入世的学习心得，始终如一的追求人生目标，甚至对于人的性情与人情世故的练达……我们可以从《论语》这一珠海中一点点儿拾取珍宝，却没有可能将其归纳为“一部快乐的生活”这样一种断语。 国粹文化存在危机，个人主义思潮越是严重，国粹文化就越难被人接受。中华民族国粹文化的最后一片净土是在大学里，人们还肯老老实实地学习，认认真真地研究、考据，“知之为知之”，不知就是不知。大学学者是国粹文化的最后守望者，负有将国粹文化拿来做承前启后、重筑民族精神的使命，从这一点上于丹是不配做一个文化守望者的。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任何时尚化的打碎与重铸都无异是刻舟求剑。 于丹对于《论语》的曲解是一种戏说，是对文化的亵渎。流传越广，危害越大！ 原载：人民网2006年12月1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