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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走在没有终点的路上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刘忠 参加讨论

     当前,谈论先锋显得很不适宜,先锋就像过时的标签,没有人把它往自己捡上贴了,文坛热衷的回归传统。的确,传统是永不谢幕的时尚,就像服装界的旗袍、唐装,影视界的英雄、美女。有人说,先锋小说起于形式,终于形式,缺少意义生成、衰落落是必然的,先锋的尴尬从它开始的那一刻起就已注定。
     不过衰落归衰落,就新时期文学来说,肇始于1985年前后的先锋小说的意义还是深远的。道德,它把人类对自己的形而上思考提升到一个新的调度,逼迫黑格尔所说的“高远的旨趣”。比如残雪的《工作者的浮云》《阿梅在一个太阳天的悉思》对人的生存环境的质疑,叶兆言的《五月的黄昏》《枣树的故事》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拷问,余华的友情、爱情的解构等。其次,先锋小说对历史偶然性与随意性的大胆提示在我们这些笃信本质论的人们眼前打开了一扇迥异的奇幻之门。先锋小说这执意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历史从经院哲学中解放出来,还原就是把历史从经院哲学中解放出来,还原为一种本色的原初状态,他们认定没有人看见历史,就如同没有人看见草是怎样生长的一样。比如叶兆言《枣树的故事》。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有关先锋话题的“伪先锋”“伪现代派”的指责已经远去,当年先锋小说奋力实验过的东西,今天已经成为正常,许多当年令人惊奇的作品,现在趋成熟 和理性认识的增强,使我们能够 客观冷静地审视 1985年前后产生的先锋文学现象。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新时期文学创作和批评中提到的“先锋小说”,是一个有着很强的时间范围的概念,大体是指1985年前后至1990间中国文坛涌现的一批对当时的文学思潮、写作规范、创作体制等构成某种反叛的作品。
     那么,90年代以后还有没有先锋?回答是肯定的。只要文学在前行就会有先锋,不过,这里的“先锋”是别一种意义上的,内涵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是因为“先锋”都是指向未来的,它必然 会对既有的流规范构成挑战,换句话说,社会主流力量总是会想方设法排斥和阻挠先锋的实现。排斥、阻挠的力量来自多方面,不仅有位居正统的主流意识形态,还有我们沿袭已久的社会心理、审美习惯、感知方式,以及语文教育对先锋的抗拒,先锋小说的产生、发展和衰落一直伴随着来自这些方面的质疑与批判,也在这种质疑与批判声里凸显自身的—反叛、颠覆传统积习,这种精神的自由和新颖的形式的双重自由。一旦动摇已僵化的文学板块、实现精神与形式的双重自由。一旦这种精神的自由和新颖的形式为大多数读者所接受,由由“陌生”变为“常识”,先锋就会从“先锋”的位置上后撤,为别的什么先锋所取代。比如余华、苏童、残雪、刘震云、莫言、经炜、张的创作,以及西方现代、后现代 文学标准来判定“先锋”的,而是他们在80年代表现出来的审美探索和文学观念。这个暑假再讲他们是先锋的话,就没有“先锋”当初的含义。
    当然,世界是变化的,文学也是如此的,9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透示出许多新的信息,在先锋与传统、故事与实验的关系上,呈现一种“后撤一整合”态势。文本实验趋于平稳,小说在立足本上经验的同时,可读性普遍增强。在经历了“寻根”、“先锋”、“新历史”、“新体验”、“新状态”之后,人们对社会现实和与之相连的文学、文化的认识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现实了,那就是社会生活以经济为中心,经济生活以市场为中心,即是不可避免的经验现实,也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置身其中的文学,不可能长时间地凌空蹈虚下去,有着真实与虚离的根基。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构成,文学理应在社会进程中发挥自身的作用。于是,在市场和读者的合力促使下,“好看”成为许多小说家的自觉追求。
     莫言在80年代以先锋姿态倔起十余年后,开始向民族化、民间化回归,推出了有着多种阐释空间的《檀香刑》,把刽子手、酷刑、死亡、看客描绘得丝丝入扣,活灵活现地再现了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一场可歌可泣的“农民运动”,一桩骇人听闻的酷刑,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情。这种既有探索又有回归的创作现实,用莫言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大踏步的后撤”。与莫言一起“后撤”的还有贾平凹的《怀念狼》《秦腔》、王蒙的《青狐》、阿来的《随风飘散》、格非的《人面桃花》、余华的《兄弟》、红柯的《西去的骑手》、李锐的《银城故事》、潘婧的《抒情年代》、毕飞宇的《平原》、杨志军的《藏獒》等,它们中,有的在叙事编织的同时,融入作家对当下社会生活的审视和反思;有的卒故事、传奇、童话、武侠等多体式组合中,借助历史事件追忆某种失落已久精神;有的在民间传说中打捞人与动物、神与世俗之间不可思议的契约关系……与80年代的先锋小说相比,它们的实验性明显减弱,故事性大大增强,一般都有曲折跌宕的情节结构和复杂立体的人物形象,很难再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把“先锋”或“传统”标签贴在哪一部具体作品上。在叙事手法、话语方式、故事编排、人物塑造、意义呈现等要素的组今上,它们仅有量的不同,没有质的区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愿意用多元整合取代此前的先锋称谓,同时对于那些欢呼传统的胜利、小说回家等说法也持谨慎的质疑态度。就我个人而言,我始终认为小说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小说是一个流浪的孩子,它的家永远在路上,在充满新奇的探索路上。
    原载:《文艺报》2007年1月11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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