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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到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批判———为中国文学经典解毒》（王学泰、李新宇著）一书（以下简称《批判》），颇有些感慨。首先是钦佩“两位博导”怀有巨大的勇气，敢于“为中国文学经典解毒”。众所周知，《水浒传》、《三国演义》同《红楼梦》、《西游记》一起，被誉为中国四大古典名著，其社会影响和审美价值早有定论。尤其是被摄制成长篇电视连续剧（四大名著的许多章节被拍成电影，改编成话剧、京剧，绘制成连环画，进了中学课本）之后，其影响就更为广泛和深刻。王学泰和李新宇二位敢于“太岁”头上动土，甚至是“鸡蛋里挑骨头”，没有一点艺术勇气如何能成？从这个角度讲，可钦可佩。天津古籍出版社推出《批判》一书，按照贺雄飞《为中国文学解毒（代序）》所言，是旨在“彻底清洗中国传统文化的病灶和经典文学的毒素”，当然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此自不待言。 然而，要想真正实现这一伟大设想，仅凭论断式的“批评”，而不做缜密的学理式的推衍，往往就会事与愿违。譬如，贺雄飞所作的“序”就存在着商榷之处———“如果说四大名著能称得上‘名著’的话，《西游记》和《红楼梦》堪称真正的经典，前者不仅证明了中国人的非凡的想象力，而且把佛教精义和‘善恶轮回’之说艺术地再现，体现了真、善、美的文学精神……”这里，序言作者似乎对《西游记》一书中艺术地再现“善恶轮回”持首肯态度。诚然，作为封建社会底层人们的来生愿望的表达，善恶轮回说是有一定意义的。然而，从当今的“批判”角度看，“善恶轮回”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值得序言作者将之作为《西游记》成为“真正的经典”的支撑材料呢？至于《序》中称“中国当代作家，大多乃既无信仰又无人格的名利之徒，是一群被专制异化的软体动物和精神侏儒”，就更是武断至极了，相信绝大多数人对此只会一笑置之。 既然名为“为中国文学经典解毒”，著者又是“两位博导”，自然就应该依其学理，条分缕析，以理服人，而不妄加“批判”。依笔者愚见，王学泰研究员显然对《水浒传》钻得更深一些，因此所下的结论也就多在理上。他能在较为宽广的层面上，以事实材料做佐证，对《水浒传》的整体思想和具体文本做中肯的分析。例如他对梁山好汉的成分、诉求、观念形态尤其是话语体系，对《水浒传》一书的思想意义、历史渊源等，都做了较为实事求是的分析。正如作者所言，“今人研究历史需要的不仅是进行政治的分类和大肆张扬道德上的褒贬……今天我们讨论（招安）这个问题，就能够超脱一些，从较为客观的立场上研究（招安）这个颇为棘手的问题了”（199页）。正是因为超越了简单的政治分类和道德评判，作者才敢于对遭人诟病的“招安”提出了自己的见地。王学泰经过认真的分析后，坚信招安“恰恰反映了广大平民百姓的善良愿望，它是游民重要的爬升之路”（237页），“招安对大多数参加者来说不是最坏的结局”（227页），令人信服。 但当笔者拜读李新宇教授对《三国演义》的“批判”文章时，就生出许多疑虑。其一，李文对《三国演义》的批判缺少必要的厚实的支撑材料，往往就事论事，常常囿于一己之见，做出不切实际的论断；其二，李文常常以情感宣泄代替理性分析———这正是批评之大忌。譬如李文认为刘备的蜀汉政权是一个“不合法的政权。他们继承汉朝正统不过是为割据寻找合法性的借口”，作者轻蔑地称：“一个早已与皇室没有关系的织席贩鞋村夫，无论如何都无法获得代表皇室的权利。即使汉家天下已失，刘备也没有这个权利。或者说，要争回汉家天下，也还轮不到他！所以，他的行为，与乘乱抢夺破碎金瓯的乱臣贼子并无二致。”（77页）除了作者所认定的刘汉自定“正统”仍然是“寻找合法性的借口”尚存学理之外，这段话中的其余论说———显而易见———决非深思熟虑之语，其情感的偏激毋庸赘言；其三，李文对《三国演义》的批判常常牵强附会，乖谬频出，多难以服人。譬如第一章《以文乱史的文本》，作者将罗贯中斥之为“歪曲历史的始作俑者”，“就文学和历史的关系而言，这是中国文学‘以文乱史’的一个恶例，不仅不足为训，而且遗患无穷”（93页）。在李教授看来，“文学的想象和虚构不能构成对历史事实的侵犯”。这里，我们发现，一方面，作者不得不承认“小说与历史很不相同，小说的叙述可以虚构，而历史的著述必须真实”，换言之，历史就是历史，小说就是小说。但另一方面，作者又要求文学只能依照历史去虚构、去想象。我们想说，第一，“历史”（其实是史书）就是真实的蓝本？值得亦步亦趋吗？实际上，作者自己也承认“一部二十四史未必完全真实可靠”。就笔者看来，封建社会特定条件下所修的史书未必能代表真正的历史。西方新历史主义对中国的冲击对我们已有启发。第二，文学真的非得“模仿”（局限于）历史吗？文学的特性在面对历史时又如何完整体现？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果不去考虑写作“背景”，一味死抠“文学必须遵从历史”的教条，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同时，也将会扼杀原书作者的想象力，否定底层人民的美好愿望的善良表达。再如，作者认为《三国演义》丑化了曹操，称“小说赋予他的性格特征是奸诈、残暴、阴险、狡猾、虚情假义、反复无常，一切与刘备都恰恰相反”———不言自喻，曹操与刘备都是复杂体，而不是单面人，只不过在《三国演义》中曹操的主导性格为“奸雄”，凸显其“奸”，因之，在写到曹操纳关羽、重郭嘉等事件的同时，更多地表现了曹操“奸”的一面；而刘备，更多地表现了其“忠”和“善”。如何是“一切都恰恰相反”？复杂的人物被作者简化、抽空了。又如第三章第二课“大英雄与‘统一狂’”，作者自信地称“大英雄几乎都是‘统一狂’”，（统一天下的）“目的就是使天下成为一人之天下”（62页）。他认为，“三国分立，本可以各行其是，使百姓休养生息，安宁度日”，因之指责诸葛亮等“名不正而言不顺，也仍然要南征北战”，劳民伤财。显然，作者无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三国演义》开篇就称“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做一厢情愿之论说。笔者坚信，统一既是民族的意愿，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潮流，李文之差谬无须多言。在本章第三课“关羽的本来面目”中，作者为了说明刘关张结义的“本来面目”，引用了明代成化年间刊刻的《花关索出身传》，言刘关张等人互杀妻小以暗示他们其实“不仁不义”———既然前面作者要求一切以史书为据，何必现在又引一民间文学作品做论据？岂非只许自己放火，不准百姓点灯？于自己有用时则信手取来，否则便予以反对，难免自相悖逆。《三国演义》作者舍弃互杀妻小传说而生成“桃园结义”故事，既是“非凡想象力”的结晶，又表达了人们的良好愿望，有何不可？再如第五章《如此也算“才子书”》下有这样一段“作者手记”：“如此一部粗制滥造的大杂烩小说，如何算得上什么‘才子书’？（原文如此）以这样的小说作为文学经典，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多么可悲！”《三国演义》真是粗制滥造吗？尽管有不少的历史性错误，可是，作者又在“引言”中写道：“我们不能不承认《三国演义》的成功之处：无论故事的叙述还是人物的刻画，无论结构布局还是气氛的渲染，它的表现都是第一流的，足以吸引和征服一般读者。”（3页）贺雄飞所作的“序”中也称其“在艺术上堪称一流”（1页）———这样读者便被弄糊涂了，《三国演义》到底“艺术一流”还是“大杂烩”式的“粗制滥造”之作？这样的小说真的会让我们这个民族感到“多么可悲”吗？ （《〈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批判———为中国文学经典解毒》，王学泰、李新宇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本文作者单位系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4年9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