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百年之前，英国作家斯蒂文森就曾发表过类似的宣言：“文学的最后一个体裁——小说的对象已经穷尽”，而后，莫拉维亚、博尔赫斯等也曾不同程度地宣称小说即将或者已经消亡。可后来的事实表明，文学的前景并没有悲观到像他们所言，开辟文学领域的天才作家（像萨特、卡夫卡、马尔克斯、普鲁斯特、福克纳、卡尔维诺）接连出现，并不断地开拓着文学的写作空间……可事实表明，创造型文学大师出现的越多，留给后人可以翻腾和“竖山”的空间就越小。每一个写作者都想写出“自己”，都想另辟门道。可文学走到今天，各种形式主义，各种哲学流派都被人搬进了小说以后，创新的问题有时候成了一种苍白的徒劳，当你苦思冥想出一个自以为了不得的哲学思考和叙事技巧时，很可能它早已被人写过……文学思考碰撞的可能性和频率越大，越是磨砺着小说家的创新锐气。
    

外表看似锐气不减的“先锋”文学，其实已经内在着疲软的迹象。它本来具有巨大的想像号召力，也曾不止一次地给世界文坛注入新元素，可是发展到今天，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让作家们迷失，同时它也正在严重地局囿着小说家们的文学视野，缩小了想像力的多元功用。今天的“先锋派”不是把“想像力”用在追求单纯的形式创新和语言实验上，就是变换叙事视角或者在现代、后现代里苍白地打转……再加上，“先锋派”文学又不同于“现实主义”，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个文学流派，它越是和哲学思潮走得近，越是强调叙事技巧和形式翻新的实验性，就越像快餐筷子一样，内在着“一次性”的功用，如果再有人拾起来重用，就会被人觉得大没必要。当下的“先锋”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先行者，而是独行者，是光杆司令，它很难再像以往文学流派那样具有开拓“文学荒原”的性质和价值，也很难引发世界范围内的文学洪流，很多时候，它只是属于个人的，而不是文学界的。一次性的花样翻新到今天，文学在创新意义上的确面临着一种绝境，的确濒临着“死”去的危险，如果我们还把想象力过分的绑定在流行的哲学思潮上，过分用在形式创新上，无疑会局囿文学的发展，真的会有“文学已死”的那一天！
    

很多打着“实验”和“创新”旗号的作家，奋勇一生，也不过是某位和某某位大师的“注脚”。这是写作者的一种悲哀，特别是我国八十年代“先锋派”的突起，将这种悲哀日益放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先锋文学是一种彻底的“伪先锋”，它只是国外先锋文学的译本，将外国先锋文学变相介绍到国内的一种引入作用。中国所谓的“先锋”文学基本上没有走出形式的模仿和哲学思想的重复，却堂而皇之的冠着“先锋”的帽子，被理论界评来评去。细细回头看去，中国近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除了叙事学上的进步外，根本没有过真正“巨大影响力”的创新。
    

再深入一层来说，中国的小说家普遍缺乏系统的哲学知识，“先锋文学”走了几十年，连一次性的创新都难得一见，的确是一种遗憾。可这并不表明中国作家缺失想像力和创新能力，用句大白话说，是中国作家把劲儿使偏了。没有丰厚的文化积淀和哲学底蕴，没有超人的想像力和创造天赋，没有哲学思考上的高瞻远瞩，再想利用哲学开辟文学荒原，这是一种徒劳，也是造成中国文学走向低谷的重要原因。于是，陈晓明先生提出了“文学已死”的宣言。这种宣言过于悲观，只是在那个开辟文学荒原的“天才”还没有出现之前，这种悲观的论断的确有利于我们重新思考文学道路，走出死气沉沉的文学困境。
    

陈晓明先生在提出“文学已死”的同时，又就目前中国的文学现状，蒙胧地提出了“向死而生”的出路。可中国文学的出路到底在哪儿？在没有开辟文学荒原能力的当下，中国文学怎样个“向死而生”法儿？他并没有清楚地表达出来。我觉得“向死而生”的关键在于作家要重塑想像力，以一种回归和超越的视野重整当下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态度，认识到想像力对文学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以承前启后的姿态回归历史，用想像力来丰富和发展旧的文学样式，这是韩愈之路，是欧阳修之路，是马尔克斯之路，是中国当代边缘作家孙方友之路，也是青年作家鲁敏之路，更是中国文学目前要走的一条宽敞大道。
    欧阳修把西昆体和骈文驱逐出主流文学，打着“复古”的旗号，暗中“变昆”，推进了文学的发展。说得洋气点，欧阳修并没有完全抛弃形式主义那一套，而是以“变通”之手法，把形式主义的文学技巧引入现实主义的创作之中，拓展了现实主义文学的空间，推动了宋文学的发展。面对欧阳修这个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面对当下与宋朝极为相似的文学困境，今天我们有着重提起小说家孙方友和鲁敏的历史必要性。
    复古是一种文学胆魄！在复古中革新，在复古中求得新生，是目前中国文学“以死求生”的出路指向。
    

孙方友是中国当代文坛比较边缘化的作家，而鲁敏则是一位刚出茅芦的青年作家，名气都不太大，可正是这两位名气不大的作家，证明了中国文学“向死而生”的可能性和出路指向。
    

在文学日益朝“单向度”滑落的当下，孙方友的笔记体小说却犹如一片原始森林，蕴藏着层层叠出的艺术内涵。这与明清时期以离奇怪事、立传于个人为主的笔记体小说相比，多出了由情节引发的理性爆炸、由个人到社会的幅射能力。孙方友习惯利用“细节”的力量推动作品的理性发展……历史上没有哪一位作家像孙方友这样如此注重细节在小说中的价值，没有人把想象力全部倾注到对细节的考究上。他犹如杜甫对诗体语言的考究一样，以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责任感，利用“细节”把传统笔记体小说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传统笔记体小说里似乎找不到由情节推动理性“暴炸”的典范之作，包括浦松龄的《聊斋》系列。这是孙方友超越前者之处。比如孙方友的《雷老昆》（1），土改枪毙恶霸时，雷老昆作为陪过罪的地主分子，恐怖早已驻扎于心，这是一种对意识形态的恐惧，一种深入到灵魂深处的恐惧……正是由于这个好的铺垫，引出一个好的细节：文革时，当他看到斗人的残酷场景时，恐慌万分，便在家中偷偷练习。各种挨斗时的毒招均被他千遍练习，像战役前的一场大练兵，决意要打一场有准备的胜利战役。就算练斗和真斗一样的痛苦，但作为雷老昆来说却是有着不一样的意义。练习，那是一种备战，是一种迎接恐惧的备战，与真的被拉到台上是不一样的，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可能只有经历过那个疯狂年代的人才可能晓得。待万事具备之后，雷老昆就有了一种得意，有了一种期盼被斗的愿望。从恐惧的练习到暗暗的得意，从害怕被斗到期盼被斗，可老天呢，却像是有意地在作弄这个可怜的老头，由于其他的紧急任务，雷老昆的批斗会就搁浅了。雷老昆呢，却不知道，一直在等，一直等，直捱黎明时分，他再也捺不住了，仰天大喊：“我早已准备好了，日你妈，你们为什么不来斗我呀一一！”……从东西街喊到西街，又从西街喊到东街，声音越喊越凄厉。这一声呐喊，喊出了恐惧在灵魂深处驻扎久了的一种变异，是另一种深入灵魂的恐惧，比直接的恐惧来得更加可怕，直接逼近了人性的深层，直接闭合了有关“恐惧”这类母体的所有思考。它是划破了日常生活经验范畴的，是属于想象力的。有位我忘记姓名的评论家说：“文学是建立在想象力基础上的虚构空间、是对历史本真的再‘历史化’过程。他属于历史的幻象，是对现实生活中的海市蜃楼。”这话说得太好了！再看《狱卒》（2），专看死囚犯的狱卒贺老二，为了让阳寿不多的少年白娃快乐，冒充匪首王老五写了一封密信，让老伴送入狱中。白娃接到“大哥”的密信，便开始猛吃猛喝，精神大变，专等秋后问斩时，兄弟们勇劫杀场的快乐时刻。秋后，拉出问斩的时候，白娃精神昂扬，满面含笑地跪在刑场中央，双目充满希望，在人群中扫来扫去……直到白娃的人头倔强地离开身子，充满希望的双目仍在人群中扫来扫去，扫来扫去……作者又在文章的最后将故事推向高潮，将理性推向了极至。狱卒贺老二为了让白娃的余生过得快乐，他好心地设置了一场骗局，让年轻的白娃充满了强大的希望。由于求生的欲望，白娃在头颅落地之后，双目仍在人群中扫来扫去……这个细节的出现如同平坦之处突现奇峰，作者不但给我们呈现出一个凄凉而美丽的画面，还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更具人性的真实世界。
    

一个好的艺术思考可以将理性表达推到令人叹为观止的绝境，甚至可以闭合一个母体。比如卡尔维诺的《分成两半的子爵》，比如莫里森的《宠儿》，在孙方友的太多太多的小说里，我们同样能看到这一点。孙方友习惯用强劲的想象力构置出具有多重审美倾向的故事、习惯用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细节向读者放射一种强大的理性力度。他在继承传统文学语言上的“一石三鸟”，同时也在利用“细节”实现着一种“道”的“一石三鸟”。现当代笔记体小说缺少了传统笔记体小说的篇幅优势，这不仅需要从语言到故事的多重浓缩才可达到中、长篇的艺术含量、更需要作家用丰沛的想象力制造出具有强劲的细节，方能将历史思考镶入有限的文本，从而达到“文小而指大”的审美效果。比如《打手》（3）中，对“钉帽子”的处理，《壮丁》（4）中，大胡子尸首分家了，还在乞求大狗给他的弟兄们剃掉“阴阳头”。《瘫匪》（5）中，瘫匪最后石破天惊的站立。再比如《大洋马》（6）中，对大洋马丈夫带着“绿帽子”自已游街这一细节的构置，《方鉴堂》（7）中对那个‘墨疙瘩’……孙方友曾经说过：“细节如果没有理性爆发点，我是不会下笔的。《蚊刑》（8）在我脑海里酝酿了二十多年，《雷老昆》、《打手》、《刘老克》（9）都是在我脑海里酝酿十几年的东西……”（10）孙方友还说：“……要想在浓缩的篇幅里注入足够多的精神内涵，是一个难题！解决这个难题最好的办法，我个人觉得就是回归传统，当然这并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回归，更准确一点说应该是‘继承’，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11）孙方友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这种具有超越性质的回归，也在文坛上引起了“笔记体”小说写作的回潮气象。当理论界呼唤想像力和细节的时候，没有人注意和提及过孙方友。可正是这位边缘化的作家，用自己苦思冥想的艺术思考填补着当代文学所缺失的内容，改写着传统笔记体的文本模式、拓展着写作空间，用他的影响力证实着中国文学并没“死”，而是作家的想像力正在集体枯萎，同时也缺失一种“向回看”的文学胆略。
    孙方友利用他独特的艺术思维，在超越和袭承传统文学样式的时候，开辟了一片属于他自己的文学天地，成为当下中国文学“向死而生”的一个成功个案。
    

可新时期以来，由于中国文坛对西方文化的极度热衷，而忽略了对传统文学的继承和发展，缺失了一种“向回看”的能力和胆魄。小说家在集体缺少哲学理论的基础上，却把想像力用了在自己的薄弱之处，造成开拓不成，反而僵死的尴尬局面。继承文学和文化传统，激发想像力对传统文学进行改造和超越，是文学发展的一大策略。唐古文运动时，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12），可见“复古”意味着作家们必须有内在的文学胆略，韩、欧二人的这种至高的文化人格，正是文学僵死的今天，时代所呼吁的“文学英雄”。
    鲁敏也是这样一位“文学英雄”，她在《人民文学》第八期了发表的《思无邪》，正如题目所言：“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13）这篇作品并不深刻，却有一种直浸心灵的至纯至美。老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严格地说，鲁敏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讲故事，而是以一种纯洁和温柔的情感模式、伦理模式和道德模式在精神和心灵的两个维度上的布控着小说的“气”，实现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大美”。这种大美无以言表，只能用“纯”字定位，只有灵魂才能体验到的它的存在，它是一种终极的、原初的精神和灵魂的纯和美。这种纯美弥漫于小说之外，凝聚出一股温存的“气”。正是由于这股“气”的存在，连最污秽的内容在鲁敏的笔下都携上了诗性的美丽和纯洁。
    中国几经开放，很多传统内质都已在时间里湮没，鲁敏能保持一颗纯洁的心灵、保持一双具有超越性质的清纯目光来审视人性之美，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当下文化人格中极为缺失的。随着人性解放、复活，到肆意的张扬，小说家们也开始主张性爱描述。第一批“吃螃蟹”的作家们打着复活人性的旗号，撕破了爱和性的神秘美，撕破了那份神圣的古老猜想。后来大家便一窝蜂地直拥而上，开始乐此不彼地的展示赤裸裸的性爱，把民族内敛矜持的个性和本质撕成了碎片，用文化践踏文明和道德的那根细软的底线……直到有一天报纸上出现一则新闻：“幼儿园的一个孩子常常偷摸女同学的屁屁”——我们是不是应该怀着沉重的责任感反思一下“重修”文明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扪心自问一下：这种人性展示是不是已经变成了文化的堕落？如果我们还一味地玩味于性爱描述，我们将死的已经不仅仅是文学自身！
    面对文化日益下滑的现状，鲁敏的《思无邪》虽然姗姗来迟，却有文化历史学上的意义。这并不是说中国文学没有纯洁的作品和作家，不但有，而且还不少！他们怀着很大的社会责任感在“恶毒”地怒斥，激烈地抨击，这是一种“恨铁不成刚”的父爱表达，是刚性的。而是鲁敏的这篇小说却是母性的，是温存的正面的教材。中国作家们怀着巨大的社会责任感“恶毒”了很多年，“恶”早就成了中国的文学传统。作家们习惯用父亲的方式施爱，用父亲的目光看，用父亲的心来说教、鞭策和批判……中国文学其实是“严父”和“恶文”的文学，中国文化像是一个缺失母爱的孩子。父亲严厉的说教显然已经失控，孩子开始走向叛逆，开始无法无天，开始道德沦落，开始走向野蛮……这时候又有一批作家开始迷失，从父亲的角色中退出，变成了孩子，走向野蛮，热衷于“性爱”细描……这时候，突然有人把文学的视野转向了人性的至纯和至善，带来这么一股纯美、本原的诗性的精神，带着母亲的柔情，的确让人有一种斋以静心的回归感，回到最原初的精神状态里，回归到了“人之初”时代的灵魂纯度。
    

其实《思无邪》故事很简单，鲁敏以一个村庄为背景，写出一个村人孩童般清澈无邪的心灵，准确地说，应该是老子式的精神建构，是伟大母亲对孩子的期盼和理想。小说主要在讲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哑巴和一个傻且瘫痪的中年老姑娘之间的性爱故事。老姑娘完全没有任何经验背景地生活着，就像一个婴儿，一张纯白的纸。可有一天，这张“白纸”瘫痪了，并被请来侍候她的小哑巴用黑笔划了一道，怀孕了。全村人还是没有往“邪”处去想，谁也不愿往污秽的地方去猜，大家都以为老姑娘又胖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鲁敏所理想的精神世界，一个纯洁无暇的世界，一个充满童心的世界。鲁敏一直在以母亲的视角和心态在看（而不是审视），这份母爱已经遮蔽了世界一切污秽的东西，只剩下“思无邪”的纯洁。她不但在用母亲的视角看老姑娘，看小哑巴，还以同样的母性心态在看那个村庄和这个世界。小哑巴的性欲是以一种完全原初的方式在开窍，鲁敏温存地说他，没有一点责备和批判的意味。这应该是中国文学态度和立场“大换血”的一个开端。
    

小说完全以写实的手法行进，但读后，回味，又有一种诗性的精神盘踞其中，超出了现实主义小说的写作范畴，超出的部分大概就是上面所说的那团盘踞在小说之外的“气”。鲁敏把文学视野从人性复杂拉回到人性的单纯，从当代回归远古，从大人回到孩童，是老子形而上学的，是精神理想的建构，带着母亲般的期盼，带着水一样的柔中见刚的冲击力，很可能会带来一场文学转型，掀起一次文化反思。也是陈晓明先生提出中国文学“向死而生”的又一条出路指向——精神和灵魂的回归！
    

从文学史上看，道学一脉，我们并没有真正地动用过。这是一种遗憾。中国文学由于受儒家文学理论的影响，留下的精华刚性太强。而当下所谓的主流文学又城俯太深，太喜欢走笔在小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了，或者就是太污秽了。这时候，我们的确需要一种母性品格，需要一种纯洁，需要一种女性矜持和高贵的灵魂来守护文学的这片净土，用母爱召唤灵魂向最原初的（或者说是童心的）精神状态回归，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家必须得先洗心洗眼，这就证明我们的文学急需“老庄精神”的及时走入！钟阿城的《琪王》虽有向道学精神努力的迹象，但文章之外却缺失一种老子精神的散发。正是由于缺失了这团弥漫的“气”，文章也就缺少了一种从心灵到脊骨的震动，没能引起人们对“道学精神”的高度关注。老庄二位大圣依然超然地站在历史的最深处，冷眼观望着当代文学在西方哲学世界里慢慢僵硬的尴尬局面……有幸，《思无邪》出现了，那团如同洪流又如同轻烟的“气韵”珊珊来迟，重新让我们体会了古典的“气”“韵”之美，它不但强烈地指向老庄精神，也是对中国文艺理论冷落“气”、“韵”的一次嘲讽。
    

《思无邪》的出现是中国文学转型时期的一件大事！中国文学在僵死的时刻，在愁于无力开拓的时刻，它像水一样的流来，看似缓和，内里却暗藏着一股强大的力度，这大概就是老子有关“上善若水”的理论吧？不管怎么说，《思无邪》的确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文学“向死而生”的又一条出路——精神和灵魂的回归！《思无邪》从上述的意义上来说，不仅仅是在回归，还具有了“开劈”文学天地的历史意义。
    

我觉得，只要展开想像的翅膀，只要有不死的态度，只要敢于正视当下的文学现状，中国文学的前景还是辉煌的，文学依然还有供人开辟的写作空间，更何况我们还有很多文化精典还没有真正动用过！欧阳修、马尔克斯，孙方友，鲁敏……他们在“回归”中超越的文学胆略，在一定意义上，为缺失创新能力的当代文学指出了一条宽敞大道。
    

（1）、《收获》2006-3期。
    

（2）、孙方友的小说集《美人展》河南文艺出版社2006-4版
    

（3）、《收获》2004-2期。
    

（4）、孙方友小说集《水妓》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4版
    

（5）、孙方友小说集《女匪》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5第二版
    

（6）、《绿洲》2001-1期。
    

（7）、《收获》2003-3期。
    

（8）、孙方友小说集：《虚幻构成》，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
    

（9）、《收获》2004-2期。
    

（10、11）孙方友、孙青瑜：《与孙方友对话》，《文艺界》2005年第11期。
    （12）、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13）、“四书五经”《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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