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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日现代比较文学研究中，日本白桦派作家与中国作家－－主要是鲁迅、周作人－－的关系，是研究得比较充分的一个题目。许多论文作者都已经正确地指出，武者小路实笃的反战思想曾深得鲁迅的赞赏，他的所谓“新村主义”曾通过周作人的介绍和鼓吹，对二十年代初期中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产生了较大影响；有岛武郎的“幼者本位”和创作基于“爱”的主张，也曾被鲁迅、周作人所接受。总之，白桦派的人道主义是中国现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的主要来源之一。然而，在看到这些联系和影响的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日本白桦派作家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等人的实际思想与创作，和鲁迅、周作人所赞赏、所接受的并不是一回事，有些是很不相同甚至是格格不入的。不能在忽视白桦派作家思想与创作的阶段性、多面性和矛盾性的情况下，笼统地谈鲁迅、周作人受到他们的影响；也不能在忽视选择和取舍的情况下，单纯强调鲁迅、周作人对白桦派的接受。否则，我们就不能科学地说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与白桦派人道主义的不同特质。鉴于已有的论文均趋于求同式的影响研究，本文则在承认这些影响的前提下，侧重于辨异，对日本白桦派作家（主要是武者小路实笃和有岛武郎）如何影响鲁迅、周作人的问题做如下三个方面的辨正。 “反战”论及其背后 在我们中国读者的印象里，武者小路实笃是一个反战的作家。鲁迅、周作人也是因为这一点而称许和译介武者小路实笃的。我们知道，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是鲁迅最早翻译的一篇白桦派作家的作品。鲁迅之所以要把它译介给中国读者，正是因为它是“反战”的。周作人最早发现了这部剧本的反战主题的可贵性。１９１８年，他在《新青年》杂志４卷５期上发表了《读武者小路君作＜一个青年的梦＞》一文，认为日本历来被称为好战之国，文学中也有不少赞美战争的小说，但如今“人道主义倾向日益加多，觉得是一件最可贺的事，虽然尚是极少数，还被那多数的国家主义的人所妨碍，未能发展，但是将来大有希望。武者小路君是这派中的一个健者，《一个青年的梦》便是新日本的非战论的代表。”鲁迅由周作人的这篇文章，对武者小路实笃的这个作品产生了兴趣，“便也搜求了一本，将他看完，很受些感动：觉得思想很透彻，信心很强固，声音也很真。”［①］便把它译成中文发表了。我们不否认，就《一个青年的梦》这部剧作而言，作者的反战倾向的确是值得称道的，在当时的日本可谓空谷足音，鲁迅、周作人对它的看重是不无理由的。然而，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明白，武者小路实笃的反战思想是建立在所谓“人类主义”、“世界主义”的基础之上的，武者小路实笃在他的很多文章和作品中一再重复强调这种观点：日本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一样，都属于人类，因此人类应该“协同一致”，他建立新村的目的也在于此。周作人早就看出了这一点，他对中国读者解释道：“新村的精神首先在承认人类是个整体，个人是这总体的单位，人类的意志在生存与幸福。”［②］这自然不失为一种美好的理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人类主义”本身却包含着与它的表层意义背道而驰的国家主义的甚至是法西斯主义的潜在逻辑：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孤立存在，全人类密切相关，而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又有所差异，因此，文明先进的国家有义务向文明落后的国家输出文明，这是文明先进的国家对人类所承担的神圣义务。而这种观点正是现代法西斯主义思想的一个核心。遗憾的是，武者小路实笃正是自觉不自觉地渐渐地沿着这条逻辑思路来发展他的思想的。他在《一个青年的梦》发表的四年后（１９２０年）出版的作品集《人的生活》中，这种思想已暴露得比较明显了。他写道：“我们已经被世界的波动所摇动了。决不是一国民能单独存在的。若日本以外的国家里的人向上前进，日本也得助；若堕落，日本也困难的。照这样，日本人底好坏，对于人类，也就不是无关的事。人类的文明不到思想的水平面以上，便逃不出世界的侮辱，也逃不出制裁。换一面说，日本的文明、思想、生活，若比他国的文明、思想、生活，高上几级，也就可以支配那世界。”［③］（以上为鲁迅译文，着重号为本文作者加）接下去的问题是，在武者小路实笃看来，日本的文明是否比他国的文明、特别是中国的文明“高上几级”呢？这答案在武者小路实笃那里显然是肯定的。就在他为鲁迅译《一个青年的梦》卷首所写的《与支那未知的友人》一文中，他就说过：“我老实说，我想现在世界中最难解的国，要算是支那了，别的独立国都觉醒了，正在做‘人类的’事业，国民性的谜，也有一部分解决了，但是支那的这个谜还一点没有解决。日本也还没有完全觉醒，比支那却也几分觉醒过来了，谜也将要解决了。支那的事情，或者因为我不知道，也说不定，但我觉得这谜总还没有解决。”［④］诚然，武者小路实笃讲这些话时，也许并没有后来对中国人民的那种恶意，但是，这里却隐含了这样一种观点：中国和别的国家，和日本比较起来，还不能做所谓“人类的”事业，换句话说，中国的文明程度比“别的独立国”要低。按照他的逻辑，文明程度低的国家“便逃不出世界的侮辱，也逃不出制裁”。在这里，武者小路实笃的立论根据显然是当时日本思想界所崇奉的文明进化论。这种进化论认为世界各国的文明进化有先后高低之分，因此，先进的文明国家可以向落后的国家“输出文明”。早在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就极力宣扬这种观念。福泽渝吉把“日清战争”（甲午中日战争）说成是“文明与野蛮之战”，“他认为日本是在文明的大义之下与中国作战的，在这一意义上，使中国屈服乃是‘世界文明之洪流赋予日本的天职’”［⑤］。这种观念其实也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人的主流观念，如三十年代日本学者秋泽修二就曾声称，“日本皇军的武力”侵华，就是为了打破中国社会的“停滞性”，推动中国的发展。［⑥］武者小路实笃一方面在《一个青年的梦》中反对战争，但另一方面又在思想深处接受了这种观念，这就是他日后狂热支持日军侵华的内在原因。武者小路实笃是一步步发展这一观念的。在１９２１年出版的剧本《无能为力的朋友》（中译本为《未能力者的同志》）也是以日俄战争为背景的。其中的主要人物“先生”显然是作者思想的代言人。在那里，《一个青年的梦》那样高亢激昂的反战论不见了，反战的调子大大降低了，只不过是说：“这一次战争，我至少也当作无意味看。”同时又声称：“然而作为国民，不得不去（战争）”，甚至一反过去的人道主义同情，说什么：“C君（按：战死者）是很可惜的，在爱C君的人也很可悲，然而自然却命令我们要冷淡。每日不知道死去多少人，倘使……悲伤起来，这世界便成为哭泣的海洋了。”正如剧中人物A和B所指出的，“先生”在战争问题上态度“含糊”了。［⑦］剧本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我们是“未能力者”（无能为力者），对战争无法干预，无能为力，只能任其自然了。《无能为力的朋友》显示了武者小路实笃在反战上的倒退。然而，包括《无能为力的朋友》在内的武者小路实笃的作品集《人的生活》却又被译成了中文，而且周作人还为这个译本做了序。周作人在序中对所收作品展开评论，但显然是怀赞赏之意的。总的看来，对武者小路实笃由激烈而明确的反战，到态度含糊暧昧的变化过程，周作人浑然不觉，鲁迅则未及留意。鲁迅在译出《一个青年的梦》之后，除了译出了几篇文学论文以外，对于武者小路实笃的其他作品便不再留意了。对于武者小路，鲁迅同样是奉行“拿来主义”的。他虽然说“书里的话，我自然也有意见不同的地方”，但又认为《一个青年的梦》“可以医治中国旧思想的痼疾”。鲁迅当时的核心目标，是以文学改造中国落后的国民性。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他对中国国民提出了严苛的要求，他在《一个青年的梦》的译本序中指出：有的人“以为日本是好战的国度，我国民才该熟读此书，中国又何须有此呢？我的私见，却很不然：中国人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却并未想到他人的自己。”［⑧］这是一个代表着中华“民族魂”的作家对自己民族的严格自审与解剖。鲁迅在这里深化、引申了《一个青年的梦》的反战主题，从改造国民性的角度看待战争与反战。这一点恰是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所缺乏的。《一个青年的梦》从乌托邦的人道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出发，单纯地把战争的根源归结于所谓“政治家的政略”，对日本国民性不加批判和反省，并以肯定日本“本国的文明”为前提，抽象地提出“至少也必须尊重别国的文明，像尊重本国的文明一样”。这就使得整个剧本虽慷慨激昂但又缺乏深度。缺乏深度则很容易游移变化甚至变质。在谈到武者小路实笃由反战者最终堕落为军国主义侵华的吹鼓手时，我国的许多论文作者都表示困惑和吃惊，以为是“一反常态”的“突然”行为。如上所述，在这“突然”变化的背后，实则隐含着一种被人忽略了的必然的逻辑。 人道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 除了从人道主义、文明进化论出发提出“反战”主张并创作“反战”文学之外，武者小路实笃还系统地提出了人道主义的社会理想，并用文学创作形象地阐释他的观点。而且，正如他“反战”文学一样，他的人道主义的社会理想对中国现代文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人们都知道，中国的五四文学尽管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综合影响，但其文学理想的核心是人道主义的。在理论上系统阐述人道主义的是当时权威的理论家周作人。而周作人所谓“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社会理想以及“人的文学”的观念，多直接来源于日本白桦派特别是武者小路实笃。许多有关论文都谈到了武者小路实笃在这方面对周作人的影响，但同样忽视了这种影响的限度和范围。应当明确，周作人在深受白桦派人道主义影响的、对中国新文学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人的文学》一文中，所接受和消化的主要是武者小路实笃前期的人道主义思想。武者小路实笃前期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在托尔斯泰的强烈影响和感召下形成的，其核心是带有基督教平等观念的博爱主义。但是，正如日本学者中村新太郎所说的那样：“禁欲的、带有宗教信仰的托尔斯泰，很快就成为充满着青春感情的实笃的沉重的包袱。他偶然读到了梅特林克的《明智的命运》，得到了启发，他认为：‘自己不过是自然所授予的一个普通的人。一个不想使自己充分成长起来的人，怎么能使他人成长呢？’他就是这样跨过了托尔斯泰的基督教的爱他主义，推出了个人主义（自我中心主义）。”［⑨］本多秋五也指出：“武者小路氏的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一旦否定了最初曾蒙受影响的托尔斯泰，便形成了。”［（１０）］那么，这种“自我中心主义”的个人主义有哪些特征和表现呢？这和周作人及鲁迅等中国现代作家所理解并接受的人道主义有哪些区别和不同呢？ 武者小路的“自我中心主义”，用本多秋五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彻底的个人主义”，是一切从自我出发，为了扩张自我可以不顾他人，排斥他人的个人主义。武者小路实笃在１９１０年撰写的《个人主义的道德》一文中说：“总之，我是个个人主义者，……不想给他人造成不快，同样地，也不想让他人给自己造成不快。”他在《致有岛武郎》中表白说：“关心他人的命运在我来说是一种痛苦，我不能忍受这种痛苦，……然而，我只有继续现在这种生活，别无选择。……结果，我就使自己成了对别人冷漠无情的人。不论别人如何，我都装做一无所知，这样，我只有有昧于自己的良心了。”［（１１）］国内有的文章认为“周作人赞同武者小路实笃等人关于自我与他人、自然与社会调和的伦理观”，我们且看周作人怎么说：“……人的理想生活应该怎样呢？首先便是改良人类的关系，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一类的一个，所以须营一种利己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１２）］周作人也提倡所谓“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但他的解释是：“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１３）］这种理解和解释与上述武者小路言论的区别，岂不昭然若揭吗？让我们再看一看武者小路的文学创作，看看他在作品中是如何处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如何表现他的“自我中心主义”，首先是他的名作《友情》，这是一个常见的三角恋爱故事。作者在《友情》的再版自序里曾说：“这本书题名为‘友情’，实在不确切。”因为这篇小说写的并不是什么“友情”，而是爱情与友情的冲突。两个男人同时爱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只爱、也只能爱其中的一个男人，在这种情况下，谈何“利己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呢？武者小路就是这样把人物放在尴尬的境地中来表现他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更集中地体现他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想的是剧作《他的妹妹》（１９１５）。这篇作品写一个在战争中双目失明的画家野村，极欲战胜厄运，伸张自己天才的个性，却让自己的妹妹为了他天才个性的发挥而充当牺牲品。正如日本学者宫岛新三郎所说，这个作品表现的就是“甚至牺牲了他人，也要把自我来扩大”［（１４）］。武者小路的另一个剧本《爱欲》（１９２６）则描写了画家野中英次之妻与他的弟弟有染，野中出于愤怒和嫉妒而杀妻的故事，表明了爱的自我占有，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憎恶、猜忌和争斗。尽管武者小路实笃也在某些时候说过：“和人类冲突的个人主义者是无本之木的个人主义者，……唯有能与人类的生长互助的人……才能感到自己的生长是有意义的。”“利己心是弱者的东西，真的优秀者是战胜了利己心的。”［（１５）］然而此类表白均是为了推行他的“新村主义”，只有作为一种乌托邦社会理想时才有意义。而“新村主义”脱离时代与社会所虚构的世外桃园式的乌托邦理想和道德伦理主张，正如武者小路所创办的日向新村一样，很快就破产了，这就证明此类话只是说说而已，一旦当他试图用文学创作表现这种理想的时候，写实的逻辑就往往使其走向反面。在武者小路的作品中，甚至没有一部能证明所谓“有益于人类”的个人主义是可行的。 武者小路实笃的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极端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创作上，都是不多见的。我同意这样的看法：在中国，“伴随着‘五四’个人主义世界观而来的宽厚温和的人道主义思想，而并非损人利己的极端个人主义意识。‘五四’作家中极少个人主义者，相反却有众多的具有同情心的人道主义者。”［（１６）］五四时期的确如此，五四以后，情况稍有不同。就深受武者小路实笃影响的周作人而言，他在五四时期曾热衷于鼓吹“新村主义”的人道主义博爱理想，但五四落潮以后，却选择了武者小路的另一面。武者小路曾说：“我自己有自己的园地，这个园地不能让他人涉足，我自己也不想涉足他人的园地。”［（１７）］周作人后来也效法武者小路营造了“自己的园地”。这也是白桦派个人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负面影响的一个例子吧。至于鲁迅，他一方面提倡人道主义，一方面又始终警惕着个人主义。与白桦派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的人道主义不同，在鲁迅观念中，人道主义是与个人主义不相容的。鲁迅曾不无忧虑地指出：“我们中国大概是变成个人主义者多，主张人道主义的少。”鲁迅在《彷徨》集许多作品中，开始反思甚至否定孤而不群的个人主义。他在《两地书》中也曾说过：“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候。”［（１８）］诚如鲁迅所说，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恰如其分”地发展个性，即在不损人的情况下发展个性，实在只不过是一个美妙的理想罢了。日本的武者小路实笃和中国的周作人的思想与生活历程，都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爱：给予的·抢夺的·本能的 在白桦派作家中，有岛武郎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较大，也是鲁迅、周作人相当赞赏的一位日本作家。鲁迅在译出武者小路的《一个青年的梦》之后，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有岛武郎身上，先后译出了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阿末之死》和《小儿的睡相》等作品，其中前两篇作品收入了他和周作人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这些作品的主题都是：爱幼小者。鲁迅在《热风·“与幼者”》中，承认自己受到了有岛武郎作品的影响。他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认为：“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鲁迅反对中国传统的后辈“理该做长者的牺牲”的以父亲为本位的孝亲观念，提出孩子与父亲应是平等的，呼吁父亲要为后代的成长勇于自我牺牲，“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１９）］这与有岛武郎在《与幼小者》中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周作人也说过：“有岛君的作品我所最喜欢的是当初登在《白桦》上的一篇《与幼小者》。”［（２０）］爱儿童，尊重儿童的成长，同样是五四时期人道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周作人在１９２０年的一次讲演中指出，以前人们不把儿童当回事，“一笔抹杀，不去理他”，现在我们应该把儿童看成“缩小的成人”，承认儿童生活的“独立的意义与价值”，承认他们的生活“是真正的生活”。［（２１）］他还最早提出把儿童文学作为中国新文学的组成部分。这些思想显然也受到了有岛武郎的影响和启发。 然而，我们还应该看到，鲁迅、周作人对有岛武郎的译介是有相当明确的选择的。就《与幼小者》、《阿末之死》、《小儿的睡相》等几篇作品而言，有岛武郎固然明确地表现了一种“幼者本位”的人道主义的爱的思想，但是同时，有岛武郎的另一面，他们却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那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以本能为动力的“抢夺”之爱的主张。宣扬这种主张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有岛武郎的长文《爱不惜抢夺》。饶有趣味的是，鲁迅只译出了《爱不惜抢夺》（鲁迅译为《爱是恣意掠夺的》）的“余录”部分《生艺术的胎》，对正文部分却不译又不做评论。而《生艺术的胎》阐述的只是：“爱”是自我的本质，“爱”是“生艺术的胎”。但这不过是《爱不惜抢夺》的一点“余录”和补充罢了，并不能体现有岛武郎的思想核心。我们只要看一看《爱不惜抢夺》究竟宣扬了什么，就不难理解鲁迅为什么回避它了。《爱不惜抢夺》的基本命题是：“爱不是给予的本能，爱是一种强烈的掠夺力量”，“爱是自我猎取，是不惜抢夺的东西”。他认为“爱是人所具有的纯粹本能的东西”，而“本能的生活里没有道德”，因此，“爱不顾义务、不知牺牲、不知献身。”“当有人做什么牺牲啦、献身啦、义务啦、服务啦、服从啦之类的道德说教的时候，我们必须睁大警戒的眼睛。”他声称：爱就是“我们的互相的争夺，决不是相互的给予，其结果，我们相互之间并没失去什么，而是各有所得。……假如有人因此称我为利己主义者，那我将毫不在乎。”［（２２）］正如日本学者进藤纯孝所说：“这是利己的深化，是爱己的叫喊。”［（２３）］有岛武郎的这些偏激的、语出惊人的理论，并不是出于他一时的冲动，他宣称，这标志着他“迄今为止所达到的思想顶峰”［（２４）］。这种利己的“爱”的主张与鲁迅所赞赏的在《“与幼者”》中所说的“像吃尽了亲的死尸，贮着力量的小狮子一样，刚强勇猛，舍了我，踏到人生上去就是了”那样的“对一切幼者的爱”、“无私无我的爱，是多么的不相谐调！值得强调的是，《爱不惜抢夺》与《与幼小者》等诸篇的写作时间非常接近，《爱不惜抢夺》写于１９２０年，《与幼小者》写于１９１９年。人们不禁要问：这么短的时间内，有岛武郎的思想为什么形成这么大的间离甚至断裂？应该说，间离是有的，但其间的联系却是主要的。在有岛武郎看来，对幼小者的无我无私的爱，实际上也是一种“本能”，他认为，表面上看来爱似乎是给予的，但给予者本身却由此感到了满足，所以这种爱其实又是抢夺的。抢夺的爱就是满足自我本能的受。这与鲁迅依据《与幼小者》等篇所接受的那种具有牺牲精神的“爱”实在是太不相同了。不仅如此，有岛武郎还把“本能”进一步解释为肉欲的本能。他说：“所谓本能就是大自然所具有的意志。”［（２５）］他认为，只有在“相爱的男女肉交”时才是顺从了自然的意志。［（２６）］“两个男女完全是爱的本能的化身，……那是一种忘我的充满痛苦的陶醉，那是极度紧张的爱的游戏，除此之外别无其他。”［（２７）］值得说明的是，在白桦派作家中，如此提倡和赞美肉欲本能的不只是有岛武郎，武者小路实笃也曾说过：“有了肉体人生才有意义。托尔斯泰是伟大的，但我不能不认为，自然更伟大。”［（２８）］他在自传性小说《某人的话》中，在对夏目漱石的小说《从那以后》的评论中，都表明了“不以通奸为恶”［（２９）］的态度。正如中村光夫所说：“对于他们（白桦派作家）来说，自我的主张完全是自然性的生理，是青年应有的权力和快乐。”［（３０）］在《爱不惜抢夺》中，有岛武郎还把人的生活分为“习性的生活”、“理智的生活”、“本能的生活”三个阶段，并认为只有“本能的生活”才是最理想、最极致的一元的生活。如此之类的主张，简直与鲁迅的思想有云泥之差了。这里我们可以对比鲁迅与有岛武郎以男女爱情为题材的两篇名作，一篇是鲁迅的《伤逝》，一篇是有岛武郎的《一个女人》。在《伤逝》中，鲁迅表明：男女相爱的基础不是什么本能，甚至也不是爱情本身。社会不解放，经济不独立，生活无保障，“爱”便是架空的。有岛武郎的《一个女人》则描写了女主人公完全基于肉欲冲动的、非理性的、抢夺式的“爱”，那种爱不顾道德，不顾舆论，不顾双方出身地位修养等的差异，而完全取决于那野蛮粗壮的男性的肉体。其结果，作者不得不照现实的逻辑描写了他的毁灭，但作者对这种爱却充满了无限的共鸣与同情。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自述“我自己也在那个作品（按：指《一个女人》）中做了生的痛苦的叫喊”。他说这个作品的主题是要表明：“在现代社会中，女人是男人的性奴隶”［（３１）］。为了摆脱这种“奴隶”地位，女人便拼命向男人“抢夺”，力图变奴隶为主人，然而这种以“本能”为武器的“抢夺”，最终只能成为本能的牺牲品。这种两难处境的困惑，也许是有岛武郎与情人一起情死的原因之一吧。他用自己的生命在他所主张的本能之爱、抢夺之爱的理论后面，画上一个令人怵目、发人深省的惊叹号。 总之，鲁迅赞同有岛武郎在《与幼小者》中所提出的给予的爱、无私的爱，不取《爱不惜抢夺》中宣扬的本能的爱、抢夺的爱。按照鲁迅的一贯做法，对外国作家、思想家，有用的东西就“拿来”，自己不赞同，甚至反对的东西，则回避不取，而不是简单地加以批判挞伐。对有岛武郎的爱欲理论，鲁迅默然不受，但又在创作心理学的意义上接受其合理成分。如有岛武郎说过：“第一，我因为寂寞，所以创作，……第二，我因为欲爱，所以创作，……第三，我因为欲得爱，所以创作。”鲁迅则在一篇杂感中表达了同样的创作心理感受：“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一感到干净时，即无创作，他已经一无所爱。／创作总根于爱。”但鲁迅同时又加上了一点：“创作是有社会性的”［（３２）］，从而对有岛武郎的理论做了补充修正。在对有岛武郎的取舍上，周作人与鲁迅的态度基本相同，但也有所差异。周作人和有岛武郎一样，推崇英国性心理学家蔼里斯的《性心理学》，对人的自然本能常持宽容态度。他在《人的文学》一文中曾宣告：“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到完全满足。”不过，他在《结婚的爱》一文中又说：“欲是本能，爱不是本能，却是艺术，即本于本能而加以调节者。”［（３３）］这就否定了有岛武郎的“爱是一种本能”的命题。周作人的理想是本能与理性的调和，即“灵肉合一”。他指出：“恋爱……是两性间的官能的道德的兴味”，“一面是性的吸引，一面是人格的牵引”，［（３４）］从而以他特有的中庸思维调和矫正了有岛武郎的本能至上的偏激的爱欲主张。 注释： ① 《译文序跋集·＜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 ② 周作人《新村的精神》。 ③⑦（１５） 武者小路实笃《人的生活》，第１２页、９９－１５２页、３９页，毛咏棠、李宗武译，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２１年版。 ④ 武者小路实笃《与支那未知的友人》，载鲁迅译《一个青年的梦》，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３年版。 ⑤ 鹿野政直《福泽渝吉》，第１５９页，卞崇道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７年版。 ⑥ 吴泽《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第１１页、４７－４８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⑧ 《译文序跋集·＜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 ⑨（２４）（２８） 中村新太郎《日本近代文学史话》，第１６５页、１７７页，卞立强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⑩（１１） 本多秋五《日本的文学·武者小路实笃·解说》第５０６页，东京·中央公论社，昭和４０年版。 （１２）（１３） 周作人《人的文学》。 （１４） 宫岛新三郎《现代日本文学评论》，第１６０页，张我军译，开明书店，１９３０年版。 （１６） 许志英、倪婷婷《五四：人的文学》，第５７－５８页，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１７） 武者小路实笃《三个》，转引自吉田精一《近代文艺评论史·大正篇》第１８４页，东京·至文堂，１９８１年版。 （１８） 《两地书》（四）。 （１９） 《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２０） 周作人《有岛武郎》。 （２１） 周作人《儿童的文学》。 （２２）（２５）（２６）（２７） 有岛武郎《爱不惜抢夺》，载《新潮日本文学９·有岛武郎集》，第３３６－４０２页，东京·新潮社，昭和５１年版。 （２３） 进藤纯孝《新潮日本文学９·有岛武郎集·解说》，第４６５页。 （２９） 小松伸六《新潮日本文学７·武者小路实笃集·解说》，第５１３页。 （３０） 中村光夫《日本的近代小说》，第１７５页，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７９年版。 （３１） 有岛武郎《致石坂养平》（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１９日），转引自本多秋五《有岛武郎 长与善郎·解说》第４９７页，东京·中央公论社，昭和５４年版。 （３２） 《而已集·小杂感》。 （３３） 周作人《结婚的爱》。 （３４） 周作人《水浒里的杀人》。 ^^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1995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