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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12月1版1次的《大辞海·中国古代史卷》分《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史学史·史料》两编，包括名词术语、事件、人物、典章制度、著作等，全书共收一万一千二百余条词目，总字数近一百八十五万。该辞典是近年来国内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出版的比较新的一部工具书；由于它是国内外久负盛名的工具书出版 但是，笔者近来在查阅该辞典的过程中发现，在《中国史学史·史料》一编的“史学家”类中，该辞典在选收词目方面似乎有杂乱无章之嫌，简单地说，就是存在着“该收的没有收，不该收的却收了”的问题。笔者现在把这个问题具体列举出来，以求教于方家；并希望编者在修订该辞典时能适当作一参考，使辞典的质量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先说“不该收的收了”的情况： 一是，该辞典收了“胡华”、“廖盖隆”、“李新”几个词目，笔者以为不妥。顾名思义，《大辞海》的“中国古代史卷”所收的史学家，应该是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有突出成果和影响的史学家，但胡华（1921—1987）、廖盖隆（1918—2001）和李新（1918—2004）三位先生，他们都不是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专家，而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专家；该辞典在这几个词目的释文中，也都没有提供（大概也提供不出）这三位先生在古代史研究方面有代表性的成果。 二是，该辞典收了“何干之”、“胡绳”和“陈旭麓”几个词目，似乎也不妥当。虽然这三位先生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都有一定的成果，比如何干之（1906—1969）先生有《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刘邦与项羽》、《论三国时代孙刘联合抗曹的得失》等论著，胡绳（1918—2000）先生有《二千年间》等著作；陈旭麓（1918—1988）先生有《本国史》等著作，但以笔者的愚见，他们三人的专长，也还是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何况，在这三个词目的释文中，该辞典几乎也是没有提供三位先生在研究中国古代史方面的成果（在“陈旭麓”条的释文中，编者是列出了陈先生的《本国史》的）。当然，该辞典究竟应不应该收这三个词目，学术界可以讨论，但笔者以为，既然收了这三个词目，就应该提供这三位先生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坦率地说，笔者是倾向于不收这三个词目的，除过上述原因外，还有一点原因，就是我还注意到，该辞典并没有收“胡乔木”条，而众所周知，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是不能不提已于1992年逝世的胡乔木（1912—1992）的。 三是，笔者对该词典收“杨人木便”、“吴于廑”和“刘思慕”这三个条目更是不解。杨人木便（1903—1973）先生和吴于廑（1913—1993）先生都是著名的世界史专家，但该辞典除过杨吴两先生以外，再没有收国内其他专长于世界史研究的学者（该辞典收“周谷城”、“陈翰笙”、“齐思和”、“雷海宗”和“周一良”等词目，不过这几位先生，他们各自在中国史和世界史研究领域都是有成果的，因此不能说他们是“专长于”世界史研究的）。至于像刘思慕先生（1904—1985）那样的国际问题研究专家，他们要研究国际问题，当然得熟悉世界史，但要把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也纳入到“史学家”特别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史学家”的行列中来，恐怕是很成问题的；何况，按照该辞典对“刘思慕”词条的释文标准，以笔者的愚见，金仲华（1907—1968）、郑森禹（1910—1997）、乔冠华（1913—1983）、冯宾符（1914—1966）等人也是完全可以收进去的。 笔者注意到，1990年1月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中，是收有“刘思慕”这一条目的，但同时也注意到，他是在“中国世界史研究机构、团体、学者”类中出现的；而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的编撰过程中，刘思慕先生正好在1979—1982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所长（1982年改任顾问），所以，《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收“刘思慕”条是有道理的（顺便说一下，1990年1月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在“中国世界史研究机构、团体、学者”类收入并作为专门词条的学者共有八位，分别是陈翰笙、周谷城、雷海宗、杨人木便、刘思慕、齐思和、季羡林和吴于廑）。笔者以为，在《大辞海·中国古代史卷》的编撰过程中，编者自然可以参考相关的工具书，但如果编者在参考《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如果参考了的话）时不仔细考虑时间（也就是《大辞海·中国古代史卷》的截稿时间）和空间（也就是《大辞海·中国古代史卷》应收词目的范围）的话，就未免太机械了。 再说“该收的却没有收”的情况： 这里不说晚清以前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大家，单说晚近以来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大家，依笔者的愚见，罗振玉（1866—1940，著名的甲骨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梁启超（1873—1929，不用多说了，他被称为中国“新史学”的领袖）、柳诒徵（1880—1956，他1902年出版的《历代史略》是我国最早的章节体通史著作，并被用作小学教材；1920年代所著《中国文化史》，为中国文化史的开山之作）、董作宾（1895—1963，甲骨断代学的创立者）、王重民（1903—1975，著名的唐史专家和敦煌学家）、胡厚宣（1911—1995，著名的甲骨学家）……他们都是完全有资格进入该辞典的“史学家”行列的，但遗憾的是，该辞典中并没有他们的地位。——当然，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笔者不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甚至也不能说是研究历史的），所以，这里所列举的名单，只是从自己平常阅读所积累的一些知识中筛选出来的，在几千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大家队伍中，这自然只能是挂一漏万了。 《大辞海·中国古代史卷》的《凡例》第一条便说：“《大辞海》历史学科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等卷。”那么，笔者的看法，简单地说就是，“胡华”、“廖盖隆”、“李新”，也许还有“何干之”、“胡绳”和“陈旭麓”等词目，是不应该收入《中国古代史卷》的，这些词目理应收入正在编撰的《中国近现代史卷》中；“杨人木便”、“吴于廑”两条，自然也不应该收入《中国古代史卷》，而理应收入正在编撰的《世界史卷》；而刘思慕等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如果他们没有历史研究方面的突出成果的话，是不应该把他们作为“史学家”的。 经笔者统计，包括胡华、廖盖隆、李新、何干之、胡绳、陈旭麓、杨人木便、吴于廑和刘思慕这九人在内，收入《大辞海·中国古代史卷》的史学家从左丘明起到2005年逝世的杨宽先生，共计141位（该辞典把一些既是历史人物又是史学家的人列入“历史人物”类，而在“史学家”类没有再列出他们的名字，比如司马光等，笔者以为这样处理也是欠科学的），这个数字，显然不符合几千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的实际情况；与此相关，《大辞海》的历史学卷，虽然不同于上海辞书出版社已经出版的多卷本《中国历史大辞典》（收词目近七万条，字数达一千一百万），但毕竟也是部中型的史学工具书，这个数字，显然也满足了不了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查阅的需要。 最后，笔者还要提出一个问题，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国外也有不少著名的专家学者，那么，在以后修订《大辞海·中国古代史卷》时，编者在“史学家”类的条目中，要不要也有选择地收一些外国专家呢？ 原载：关明观察2007-10-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