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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遗憾，我是文艺批评队伍中一员马前卒。这些年来，我写了一些批评、论文，并在此过程中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批评立场。一切似乎步入正轨，但我忽然发现，那些曾经被我五体投地仰慕、佩服的批评家们，那些曾经被我无条件接受并信奉的西方理论、教条，已经变得面目可疑。甚至对自己以前所写的文字，以及那些曾经饶有兴味的理论探索，也都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和厌恶。反思自己的批评，我觉得有必要写出一份检讨。同时，我也希望借这份检讨，对当前批评界存在的严重问题提出自己的批判。因此应当说，这是一份批评家的检讨书。 这些年来，随着文学淡出社会生活领域，无论作家还是批评家，都在体会一种边缘化的失落感。从寻根文学开始，文学的自我炒作愈演愈烈。批评界推波助澜，掀起一次次貌似激进的话语革命。当吹捧、歌功颂德的批评不再容易吸引眼球的时候，骂派批评、酷评、症候批评就取而代之，风行一时，推出一代代批评界的明日之星。文坛活动家们组织出版《十作家批判书》、《十诗人批判书》、《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等批判系列，大气磅礴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悼词，近年来又有很多大牌批评家长篇大论，指责当下文学创作存在的种种病象、症候、窘境和问题。于是人们欣喜地欢呼:批评正在恢复应有的尖锐性、思想性和独立性，这才是批评的真谛，这才是批评家的风骨！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剥离那层夸张抢眼的化妆，裸露其内在的批评立场，这些貌似尖锐的批判性评论，大都会呈现出怯懦、骑墙、猥琐、不伦不类、不中不西的真面目，让人大失所望。由于在批评界有些历练，我自信能够破除文字的魅惑，射中批评家的脚后跟。在我看来，似乎恢复了批评品格而活力倍增的批评界，恰恰暴露出另外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而最严重的问题是:缺乏政治良知、社会责任感和问题意识，丧失民族性和原创性，玄学倾向，冬烘气，洋泾浜化。或避重就轻，隔靴搔痒；或痴人说梦，大言欺世；或崇洋媚外，迷失自我——这就是批评界的某些怪现状。 一直以来，批评家要求作家把握时代精神，写出传达时代情绪的经典之作。应当承认，这的确是古往今来一切伟大作品必备的品质。然而，这也反过来要求批评家首先必须深刻把握时代精神的内涵，敏锐发现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独立思考，敢于对现实发言，并树立对社会、对文化、对民族、对人类的崇高理想，热烈呼唤、积极推进理想的实现。这种积极进取、从介入现实出发去追寻梦想的批判立场，才是真正革命的批评立场。然而目前我们的批评，恰恰缺乏这种揭示时代精神、指斥时弊、促进改革的政治批判与社会批判的勇气和眼光。具体而言，即突出表现为缺乏政治良知、社会关怀和问题意识。我始终认同美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观点:政治视角是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在民主政治尚未完善、政治体制改革急需深化的当代中国，更是如此。胡锦涛的十七大报告专辟一章论述“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问题，可见党中央对这一问题的高度关注。思想家、哲学家、神学家可以超越现实寻找精神升华、心灵救赎之路，而文艺批评家却必须保持强烈的现实关怀、清醒的问题意识和尖锐的政治批判性，这才是批评家道德良知的集中体现。因为只有这样，文艺批评才能引导文艺创作实现价值的最大化——作为镜像化的时代精神促进民族反思，推进社会进步，倡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进而追寻人类永恒梦想。文学是时代的记录，是形象化的历史，文学的基本向度是社会现实。因此批评家也绝不能脱离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环境而凌空蹈虚，用宏大、高尚、神圣的话语，来给鲜活涌动的文艺创作下套。可是当下批评界的流行话语是什么呢？大致集录一些来看一看吧:终极意义，永恒价值，终极关怀，精神救赎，道德理想，伦理力量，苦难意识，超越性尺度，精神境界，精神真实，精神高度，生命感觉，存在的本质，良心的向度，人性的深度……等等。这些超越政治意识形态局限性的当代批评话语，无疑展现了广阔的、深远的、多元化的文化思想视野，标志着整个时代的社会民主进程、文艺创作的高度自由。然而问题是:追求文艺的人类性价值、超越性精神向度，不应成为遮蔽现实性的迷思。如果批评家丧失基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敏感性，对社会现实麻木不仁，批评也就丧失现实针对性这一最具活力的批评基础，无法完成思想的深度建构。可悲的事实是:当王小波、莫言、阎连科、赵德发等优秀作家勇敢地揭露时弊，推进民主政治，追寻人类理想的时候，批评家却装聋作哑，顾左右而言他，用冠冕堂皇的话语把尖锐的、现实的、批判性的政治立场，导向安全的、平滑的、终极性的审美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批评无疑充当了灵魂的麻醉剂。尤其是某些用基督教神学思想批判鲁迅的批评家，更是忽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核心问题，越过思想启蒙、民主革命走向天国，借鲁迅为自己舶来的理论垫脚。这究竟是逃避矛盾的懦夫行径，还是贩卖思想的冬烘气？无论是发现问题的敏锐、揭露矛盾的勇气，还是抵达真实的深刻、追问意义的执着，鲁迅都不愧为时代的巨人。而神学批判对鲁迅的误读和曲解，恰好暴露了自己大言欺世的浅薄和避实就虚的滑头。这种玄学化的批评，在当今中国的现实生存境遇中，暴露出拔着自己的头发上天的可笑与可悲。还有一种批评，则揪住作家文字表达、甚至标点符号中细枝末节、鸡毛蒜皮的小问题大做文章，比小学教师还细心，比语言学家还刻板。另外，还有不少批评家集中火力对性描写、暴力倾向进行道德审判，却有意忽略相关作品在反思历史、批判现实方面的政治良知和思想冲击力。此外，还有大量批评打出抵制商品化，反对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反抗金钱腐蚀，坚守人文价值的旗号。从文化反思的角度看，这当然没有错。问题是，这种超越商品经济的批评立场似乎忘记了至关重要的一点: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此同样丧失了发现时代重大问题的洞察力。 文艺批评的另一倾向是丧失民族性和原创性。考察当下文艺批评，似乎都在寻找精神资源、支援意识。而批评家们开出的药方无一例外来自西方，取自异域。存在主义过时了，后殖民主义开始流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泛滥成灾了，文艺复兴、古典主义卷土重来；英美文学病了，俄罗斯文学雄风再起。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美学理论，在批评家笔下只剩下了只言片语的寻章摘句甚至断章取义，似乎只是一种装饰性的点缀，用来炫耀自己的国学功底。今天的批评家，很多顶着博士、博士后、博导的头衔，其文章也就更多体现出学院派特色:不引用就无法显示渊博的学识。于是离开引言就不会说话，评论变成了一件满是补丁的百衲衣。对照新时期以来的文艺批评和五四时期的文艺批评，不得不承认一个可悲的现实:将近百年的现代化进程，并没有形成中国特色的文艺思想理论体系，我们的批评标准仍然是西化的，我们的批评话语仍然是洋泾浜式的。中国文化精神的衰落由此可见。如此批评，如何承担十七大提出的“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历史重任？ 以上思考，基于一个文学工作者、一个评论者的切身体会。也就是说，我自己也是一个怯懦的人。我的批评也同样从邯郸学步、掉书袋开始，经历过纯文学派、玄学派、学院派的话语转化，最终发现:这种凌空蹈虚的努力使批评丧失了锐利的锋芒，不能切入社会现实的核心，从而也使终极性的意义追索失去支撑。因此，我真诚呼唤一种直面现实，表现出充沛的政治良知、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自觉，从社会生活的核心问题入手，切实推进社会进步，促进民族文化繁荣兴盛的批评立场。这种积极介入的批评才是时代需要的批评，才是真正勇敢的、革命的、有力的批评。 原载：《文学报》2007-12-2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