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诗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生存空间和生存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传统主流和“皇冠”的位置，从少数精英的专有，变成目前更广阔的空间，更多样的存在。一方面诗歌受到商业文化和大众传媒的挤压，有从文化中心向边缘滑落的趋势，另一方面，更加开放的全球化背景，使中国诗歌不仅在传统主流刊物上拥有更多的载体，大量存在的民间诗歌报刊，大量的网络诗歌，使诗歌在多元化的条件下以多样而丰富的方式发展和产生影响。这种情形下，有追求有良知的诗人，都应看到商业文化和强势媒体对诗歌的影响，认真研究诗歌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机遇与困境，坚守对诗歌的信念，维护人类情感的尊严，保持对母语和语言的敬畏。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诗歌的文化角色，是一个非常值得研讨的课题。我们在说到这个课题的时候，正值中国新诗（现代汉诗）诞生九十周年。我们研讨与全球化关联的中国诗歌，也就特指在中国上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和发展起来的中国新诗（现代汉诗）。当我们谈论中国诗歌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角色时，也就需要说明和梳理以下三个问题：一、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不同的中国新诗九十年的演进过程；二、全球化大潮激荡下中国诗坛三种主要角色；三、中国当下的诗歌地理，即中国新诗的存在及传播方式。 一、在全球化时代到来之际，中国诗歌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经历了近九十年的准备期。这个准备期也是中国新诗从诞生到成长发展的历程 处于封建中央帝国封闭状态的文化代表，中国传统古典诗歌已经发展到自己精美绝伦的高度，古典诗歌的整齐、规矩、对称、起承转合等所表达的中庸、平和、统一和稳定，恰恰是中国封建社会形态高度发展，封建秩序严格分明，封建伦理缜密井然这种社会形态的鲜明体现。然而，随着西方列强打破闭关锁国的中央帝国的梦想，新的科学与民主的思潮也冲击着数千年的封建文化，战争与革命造成了社会的大震荡，而中国新诗就是在断裂与承续中，完成了自己角色的转变。这个转变今天还在进行中，九十年的演变，其中最为重要的与世界对接或交流的大潮有三次：五四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思想解放和对外开放时期。 五四时期。二十世纪初叶，随着中国紧闭的大门逐渐打开，格律严格、形式严谨的古典诗歌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冲击。胡适首先提倡用白话写作诗歌：“白话文学的作战，十仗之中，已胜了七八仗。现在只剩一座诗的壁垒，还须全力去抢夺。待到白话征服这诗国时，白话文学的胜利就可说是十足的了……”1916年胡适写出了第一首白话新诗《蝴蝶》，而后编入1920年的第一部新体诗集《尝试集》，而正式在《新青年》刊物1918年1月发表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九首白话新诗，成为中国文学诗新诗的起点。而郭沫若于1921年出版的《女神》则成为中国新诗最重要的标志性作品，不仅在形式上与古典诗歌窠臼完全断裂，而且在精神上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受到歌德、惠特曼等世界大师的影响，开创中国浪漫主义诗风。从此，中国诗歌受世界西方主流诗歌影响，出现了闻一多、徐志摩、刘大白、艾青、冯至、戴望舒等重要的新诗人，包括李金发等引进模仿的象征主义等现代派诗风，都曾在中国诗坛产生影响。 这是一种和传统断裂同时与世界诗潮接轨的尝试，这个尝试让中国诗歌产生了与几千年旧体诗歌迥然不同的新诗。但这个过程，在日本全面入侵后，民族危亡，民族精神再次振奋，中国新诗从与旧传统断裂向西方学习的浪漫主义主潮，转而复归现实和复归传统。为农民写歌剧《白毛女》的贺敬之，用民歌写作《王贵与李香香》的李季，为《黄河大合唱》写歌词的光未然，成为共产党抗日根据地代表性诗人。在这一时期，与世界诗歌潮流接轨的文学追求，让中国诗歌脱离旧经典的窠臼成为能吸收外来营养的新生儿；同时为民族生存呐喊的文学使命，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的巨大影响，显示了中国新诗的生命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期。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诗歌对外交流和学习的势头，转向苏俄文学，从沙俄时代的普希金、涅克拉索夫、勃洛克、叶赛宁到苏联时期的马雅可夫斯基、叶甫图申科、阿赫玛托娃等，都对中国诗人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建国初期整个国家复兴气象和民族振兴情绪，使诗歌一度出现繁荣景象，贺敬之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十年放歌》等阶梯诗，孙静轩的《海洋抒情诗》，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等都会让我们感受到这种影响。1957年两家诗刊《诗刊》和《星星》相继创办，随着中苏关系在六十年代趋于紧张，国内强化了阶级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的斗争。毛泽东提倡古典诗歌和民歌相结合的道路，提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向。中国诗坛主要成为“工农兵作者”表现的舞台，大陆地区两家在1957年创刊的诗歌刊物《星星》诗刊与《诗刊》相继在1960年和1964年停刊。以至到“文革”，中国诗坛变成政治口号和歌功颂德诗体的文化荒漠。 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时期。“文革”结束，中国文学进入一个黄金发展时期，中国新诗成为这个时期最早发展并且发展比较完备的文学样式。对外面世界的渴望和对“文革”的反思，使世界文学现代各种思潮涌入和影响创作，学习和借鉴成了创作的主流形式，对西方诗学“横的移植”成为全球化时代中国诗歌的八十年代风景，一些年轻诗人的创作尝试被称为“新诗潮”。思想解放和对外开放的大环境，促使文学理论家介入支持这种与世界文坛对接的尝试，北京大学教授发表了《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积极肯定了一批青年诗人力图向世界主流诗歌学习并发生联系的努力。随着中外文化交流不断扩大，中国诗歌越来越多样化，中国文坛的艺术民主和宽容度越来越有利于诗人的创作。一度被称为朦胧诗先锋诗的代表人物在中国作家协会的评奖中获奖，各种流派的诗歌在各种报刊得到大量发表，诗人们如饥似渴地学习象征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女权主义、解构主义并且匆匆书写相关诗作，在不断的新旗号和新面孔的刺激下，中国诗坛将西方近二百年的现代主义思潮集中展示为一个激情而又混乱的诗坛。但在近二十年的时间“引进”西方近二百年来的诸种诗歌潮流和文学思潮，增加了诗坛的杂芜和与读者疏离的现象。尽管批评界特别是从事文艺理论研究者，十分关注并且欣赏这种潮流提供的可供建立理论框架的“诗歌样本”，但长期阅读传统诗歌的多数中国读者，无法接受这种迅速变化而且杂乱无章的诗歌试验品。在此情况下，在二十世纪末，出现了以本土资源为主，吸收一定外来表现手法，并且力图迎合青年读者的写作潮流“民间写作”。同时，由于外来引进的新思潮引起的读者疏离的诗歌边缘化趋势，沉寂多年的传统写作潮流也复出诗坛，力图凭借读者已经形成的阅读习惯，重新取得诗坛的一席之地。 近百年来，中国诗歌从完全与外界隔绝形成的自我完善的古典美学形态，蜕变出一种全新的现代新诗形式，这种全新的诗歌能够与世界发生关系，并且在全球化过程中，经过三次大的“横向移植”运动，吸收了欧美和苏俄诗歌影响，不断丰富和发展新诗的自身特性；同时，中国诗歌上千年的悠久传统，也由其强大的吸引力，影响中国新诗从外来影响下回归传统的“纵的继承”。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古典诗歌发生突变——出现中国新诗——新诗对欧美诗歌“横的移植”——新诗对民歌和传统诗歌“纵的继承”，这种螺旋形的反复过程，形成了今天中国诗坛面对全球化的诗歌角色。 二、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新诗经过较充分的发展，形成了三种主要的诗歌潮流，共同扮演着一个有着自身悠久文化传统的文化大国在今天所具有的文化角色 处于中国文化与欧美文化交流的激流中，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处于全球化的开放时代，中国大陆诗坛空前的丰富多样，在这个多样杂芜的舞台上，认真梳理一下，大致有三种主要的流向，扮演着三种主要的文化角色： 1、面对世界的向外姿态。这是中国大陆自上世纪末以来，发育了三十年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之一。 中国诗歌的复苏，缘于“文革”结束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外开放让中国年轻一代有机会接受到现代思潮，表现自我成为人性张扬的最有吸引力的口号，在一批曾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著名诗人艾青、牛汉、蔡其矫、穆旦、绿原等重返诗坛写作的同时，一批年轻诗人在新诗潮的影响下，写人性写自我写性爱写意识流等等，给诗坛以冲击力。中国最有影响的《诗刊》在1980年举办了青年诗人改稿学习班，并以“青春诗会”的名义整本刊物发表了参加这次活动的十七个诗人的作品，空前轰动。参加青春诗会的部分诗人也在努力学习现代主义表现手法，同年《诗刊》8月号发表《令人气闷的朦胧》，从此中国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新诗潮被称为“朦胧诗”。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对于中国诗坛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在不断的争论中发展。当“朦胧诗”变成广场狂欢，一部分写作者重新调整了策略，到上世纪末，一些现代主义的写作者，提出了“知识分子写作”的口号，在理论姿态上明确向西方主流文学靠拢，强调其文学资源更多是外部世界性的资源，寻求得到西方主流文化的认同。正是这种角色，激起了中国诗坛本土和民族意识的抬头，作为创作理念上的对立面，“民间写作”成为上世纪90年代末青年诗坛最新的旗号，从此，作为新诗潮主力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不再独占先锋诗歌的潮头，对这股潮流的批评从来自传统主流意识形态，变成了来自诗坛内部的不同流派，并且日渐失去了读者的追捧。 2、面对现实的向下姿态。向下面对脚下土地的现实主义和民间的姿态，这种潮流在近三十年经过多次流变而成为中国诗坛上最主要的文化角色之一。 “文革”后，中国诗坛从专制和虚假中解放出来，其中，一批曾受到打击和批判的老诗人，如艾青、公刘、蔡其矫、白桦、绿原、曾卓、孙静轩、牛汉、邵燕祥等，从底层回到文坛主流，同时，从城市被下放到农村的知识青年和工厂、军队中的诗歌爱好者，也涌现了一批较为优秀的青年诗人，这两部分诗人，在上世纪70和80年代发表了大量抨击封建专制，表现底层大众疾苦，呼唤思想解放和民主科学的诗篇，中国作家协会1979-1980年度首届优秀诗歌奖的大部分篇目，都是表现底层大众呼唤民主科学的诗作，如：李发模《呼声》、公刘《沉思》、骆耕野《不满》、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雷抒雁《小草在歌唱》、叶延滨《干妈》、流沙河《故园六咏》、傅天琳《汗水》等都是表现底层大众心声的作品。这种潮流得到了读者的追捧，在推进中国思想解放运动中起到了鼓动作用，同时，其文学资源和诗歌元素大多来自生活底层，具有较强的民族性而与现代主义思潮形成两大潮流。 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诗坛这种向下的关注底层的诗歌发生一些流变，出现了新乡土诗、城市打工诗以及口语写作等，而且大量作品在“民间刊物”上发表，形成“民间写作”潮流，这股潮流中的诗人，注重用生活中鲜活的口语作为诗歌语言，关注底层，表现卑贱者的情感，为弱势群体呐喊，同时强调自我独特的创作风格，他们虽以“先锋诗歌”的姿态，但其关注当下现实，表现底层人生的草根精神仍然与朦胧诗及后朦胧诗及知识分子写作这个姿态向外的潮流有极大差异——“民间写作”不拒绝在表现手法上向西方学习，但诗歌的元素和资源是目光向下面对本土。进入21世纪后，网络的出现，加快了诗歌在民间的普及，在各地出现了大量杰出的青年诗人，特别是进入城市的新移民中的青年诗人，如写乡土诗的江非、田禾，写新城市底层的卢卫平、谢湘南等。向下的民间写作潮流中，也出现了表现性意识的“下半身”写作，表现丑陋的“垃圾派”写作，这种极端等而下之的写作，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对诗坛产生了负面遮蔽效应。 3、面对传统的坚守姿态。坚守古典诗歌的传统，坚守二十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坚守革命文学的传统，这也是中国诗坛重要的角色。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诗歌传统，特别是古典诗歌的唐诗宋词在艺术上所达到的完美境界，使中国古典诗歌有最多的喜爱者，尽管这种用文言写作的格律诗词，在今天难以有新的超越，而且“五四”以来对旧体诗有诸多歧视，然而，这种传统诗歌在当下中国仍有大量的习作者，他们是中国文化的坚守者，尽管这种传统诗歌至今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创新，基本的姿态还是坚守。在新诗写作者中，也有坚守“五四”传统，坚守革命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这些写作者的弱点是创作上确实不太与时俱进，但是坚守的姿态仍令人敬重。他们对向外姿态的现代主义的批判，对向下姿态写作中的“下半身写作”等的批判，认真而严肃。 综上所述，中国当代诗坛有三种主要的角色，也有三种主要的姿态：向外的、向下的和坚守的。这三种角色所取的三种姿态，形成中国诗坛的三股主流，互相角力，互相影响，互相映衬，完成中国诗坛的生态平衡：只讲现代就会忽略现实，只讲当下就没有了根源，只讲坚守就不可能发展，正是这三股力量的平衡，才使中国诗坛发展成为现代的、现实的和具有传统之根的！总而言之，现代主义思潮推进了中国的诗歌发展，但不注意就有被文化殖民的可能；关注当下现实和语言使用口语必须讲求品位，否则就丧失诗歌的艺术价植；坚守传统必须与时俱进发展，避免僵化和保守。近三十年来，中国诗坛风风雨雨，潮起潮落，各领风骚，其主要的舞台角色就是这三种姿态三股潮流的三种文化角色，在全球化背景下，在中国诗坛轮番登台，轮流坐庄，互相纠结，呼应唱和！ 三、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当代诗歌的存在方式以及前景 中国诗歌在全球化背景下，得到近百年的演变，特别是近三十年的充分发育，呈现了丰富和多样的趋势，同时作为传统文学中处于“皇冠”地位的诗歌，也在现代传媒和文化商业化的共同挤压下，从中心向“边缘”滑落。因此，对中国当代诗歌存在方式的变化进行确认，也才可能把握其可能的前景与命运。 1980年，中国诗歌的存在方式，呈现出主流化、单一化的特点。当时诗歌主要的承载媒介是：专业刊物、报纸副刊、出版社诗集、电台播放。专业刊物，当时全中国有两家诗刊：北京《诗刊》，四川《星星》均是月刊。当时《诗刊》的发行量有五十万份。各家文学杂志社和报纸副刊，均有诗歌版面，但数量不多。出版社每年出一本“诗歌年选”。个人诗集由出版社出版，一年大约全国有十本左右的诗集问世，发行量一般在一万册以上。在电台有诗歌播出，主要是播送纸质媒体已经发表的诗歌。上世纪八十年代，诗歌处于文坛中心位置，主流、单一、高发行量的刊物和诗集，显示了诗歌的地位。 经过近三十年的变化，中国诗歌目前的生存状态如何，以怎样的方式存在？简述如下： 主流诗刊：目前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行，定期出刊、连续出版的诗歌刊物有《诗刊》、《星星》、《诗歌月刊》、《扬子江诗刊》、《诗选刊》、《诗潮》、《绿风》、《诗林》、《中华诗词》。 民间社团主办的诗刊和自费出版的诗集：目前在中国大陆，大量存在着由诗歌社团、同人和流派诗人自办并用于交流并不出售发行的“民间刊物”。这些刊物大量存在，成为沙龙和社团间的交流物，但基本不进入诗歌圈外的阅读者的视野，成为传统读者的盲区。 网络诗歌中的诗歌网站、个人诗歌博客：自从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还被漠视的网络诗歌，一下子在中国泛滥起来，难以计数的诗歌网站、诗歌专栏、个人博客成为诗歌的另一种存在方式。这一些新的特质，使网络诗歌得到许多青年诗歌写作者的选择，不少地处边远的网络诗人正是通过网络引起了诗坛关注，从而步入诗坛。同时存在的网络诗歌良莠不齐、泥沙俱下，少数诗作鼓吹色情和媚俗，对诗歌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诗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生存空间和生存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传统主流和“皇冠”的位置，从少数精英的专有，变成目前更广阔的空间，更多样的存在。一方面诗歌受到商业文化和大众传媒的挤压，有从文化中心向边缘滑落的趋势，另一方面，更加开放的全球化背景，使中国诗歌不仅在传统主流刊物上拥有更多的载体，大量存在的民间诗歌报刊，大量的网络诗歌，使诗歌在多元化的条件下以多样而丰富的方式发展和产生影响。这种情形下，有追求有良知的诗人，都应看到商业文化和强势媒体对诗歌的影响，认真研究诗歌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机遇与困境，坚守对诗歌的信念，维护人类情感的尊严，保持对母语和语言的敬畏，提升诗人的道德底线，是每一个诗人在当今应当努力做到，也必须努力去做的事情。 讲演者小传 叶延滨，1948年11月生于哈尔滨，1982年至1994年在《星星诗刊》任编辑、副主编、主编。1994至1995年任北京广播学院文艺系主任，1995年至今在中国作协《诗刊》任副主编、常务副主编、主编。中国作协第六、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作品以诗为主，兼及散文、杂文、小说、评论，出版有诗集《不悔》、《二重奏》、《乳泉》、《心的沉吟》、《囚徒与白鸽》、《在天堂与地狱之间》、《都市罗曼史》、《禁果的诱惑》、《现代九歌》、《玫瑰火焰》、《美丽瞬间》、《沧桑》等以及文集40部。作品自1980年以来被收入国内外450余种选集以及大学、中学课本；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法、俄、德、日、意、韩等文字。 原载：《文汇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