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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军在《经典的律则》一文中开篇就严厉指出：“同大师一样，经典也是一个被过度使用甚至随意乱用的概念。从本世纪初开始，夤缘时会，批评界和学术界对‘封典’的热情和兴趣激增。某些一丝两气、七颠八倒的作品被封为经典，一些面世不久、未经考验的作品也被供到了经典的神龛里。”是的，新世纪以来，认真检点一下中国文坛，猛然深深地发觉我们的文学和我们时代环境间的隔阂是多么离奇，繁华后面竟是那么惊人的空虚与无聊。但为什么却“经典”不断呢？ 为什么？为什么这些“界”里人这么急着“封典”？那么火急火燎地把一些刚出版几月，甚至几周的作品送进文学史？把刚发表的还不曾遭遇读者的新人新作“经典化”，把那些还在成长的青年作家、评论家“大师化”？这都是为什么？ 似乎没有人认真地研究过，今夜无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于是就想了想，渐渐地似乎明晰了，两个原因是主要的，一个是消费文化时代的到来，什么都变成了消费品，崇高、神圣既已不存，恶俗、猎奇、搞笑就成为时尚，甚至国人追求的目标，那么，文学的经典自然也是一个不断下滑的过程。有学者不是已经说了吗？没有什么是经典，没有什么不是经典。这一点另谈，这番我们只谈第二个原因：文学批评的学院化。其实，这里面也有消费化的因素。只要稍微熟悉当代文学史的人，就会发现19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最大的变化就是学院化。而且文学批评的发表刊物也主要集中到学术刊物上。这当然是学院化的必然产物。 1990年代与1980年代的一个很大变化，就是文学理想的黯然引退，于是文学成了名利场，成为了可以运作、炒作的场域，批评家出场开始有了出场费，拿了人家的报酬再要批评就难张口了。而且学院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学术化，如果你把你的研究对象批评得一塌糊涂，你又如何能靠他们立足学院呢？如何能申请课题、博士生点呢？如何过那种幸福的高收入的生活呢？ 况且，除了那么多的高校老师，还有成几何级数增长的研究生，按国家规定，要想拿学位，也需要文章、专著，而且还是那些早已经被有关机构规定的杂志，否则发多少都没有用。于是，像《文艺报》这样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声名赫赫的报纸也降成了省级，在上面发表一篇文章，学院是并不认可的。只有《文学评论》那样的杂志，才是走向教授、博士生导师等等的捷径。各省的职称评审会里那些专家也很少看作品，只看杂志级别，于是评教授也就是在评杂志了。你想哪里还有真正的文学批评呢？ 更可怕的是随着高校的科研改革，随着科研经费的投入，于是那些被定为权威的杂志开始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中国文学史、学术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恐怕现在很多国家也还没有。就是收取高额的版面费，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你想这样的所谓学术刊物，能发表什么样的文章？而且，大学对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有年度科研要求，比如一个教授一年要在国家杂志发表多少文章，一个博士生导师一年要出版多少部著作，一年要搞来多少万元的科研经费，否则考核不合格，或者取消博士生导师资格，等等。在这样的科研浮夸风下，你想他们又能写出什么呢？ 唯一的短平快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那些朋友赶紧大师化，把他们的作品赶紧经典化，这样一切不都迎刃而解了？瓦釜雷鸣，黄钟毁弃，当是自然的结局，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贾平凹的《秦腔》刚一出版，有著名的新锐评论人就把它与《红楼梦》并说了。余华的《兄弟》刚一上市，著名博士生导师，知名教授就很快发表文章，把它提前送进了文学史。有的教授甚至还把它弄进了欧洲文艺复兴初期，与《巨人传》并列了。 本来，当代文学就那么几个好作家，按德国汉学家顾彬的观点，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或者用他修正过的观点：中国现代文学如果是五粮液，那么当代文学只是二锅头。现代文学的研究当然难度大一点，就那么30年，早已经挖了多少遍。可当代文学近60年，作家作品那么多，而且好多作家还活着，去聊聊天，要点资料，反正说好话，没有哪个作家会拒绝，而且这样一来，当代文学就热起来了，博士点一个一个设立了，文学大师、经典也就雨后春笋般地产生了。你看，作家传记不是一本本开始出了吗？而且作传的人都是学界脸熟的所谓学者、批评家，可翻看内容，除了歌颂、简介、作品内容，似乎很多都谈不上“评”，哪里还有“学术”二字？可是，没关系，出版了就行，双赢，作家出名，学者得利。所以，文学批评快成为了只是学院体制内当代文学“学科”的事情，基本是自产自销，满足的是学院体制内“学科建设”的需要，及学者捞取各种学术头衔、津贴的需要。 而一些“著名”作家的进入大学，也在腐化着大学的学术氛围。当年闻一多们进入大学，不是由于会创作，而是确实有学问。想闻一多初在青岛大学做老师，由于对古典文献的不熟悉，差点被学生赶下讲坛。随后他发奋攻读，做了“何妨一下楼主人”，几年时间就成了古典文学领域的权威。还如朱自清，这位优秀的散文家、学者，当年在清华做中文系主任，却经常深夜惊醒，梦见自己由于课讲得不好被学生赶下讲坛。至于周氏兄弟就不用说了，他们的学问比他们的创作，并不逊色多少。在当时的大学、学术界，无人不服，还从来没有人敢说他们的学问不行。 可我们看看现在的那些作家，能有多少学问，有些甚至对文学史也一知半解，就因为写了几篇小说，也做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邀请他们的大学绝大多数是以前的理工科学院，现在也要改大学了，也要建设人文学科了。学校本就没有丝毫的人文气息，主政者也大多是理工科学者，甚至就是原来的行政人员，他们哪里知道人文学科的深浅，以为请几个名头响的作家就有了人文学科，或者本来就是一种作秀，甚至忽悠，忽悠来生源挣点学费而已。而我们可爱的作家也自视甚高，以为自己是鲁迅，是闻一多，甚至比他们还优秀，当一个博士生导师，做一个大学教授，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外语一个单词都不认识，却不妨碍他们大谈西方文学；根本就没有能力阅读欧洲哲学原著，却挡不住他们此方面的专著一部接一部。对中国古代文学一知半解，对现当代文学没有通读过，却可以做现当代文学的博士生导师。甚而至于，以自己的名字为学院或研究中心命名。反正如此一折腾，新闻热点有了，作家与学校都扬名了，不管它是什么名，但可惜的是误了莘莘学子。 高校改革，学科点建设起步，有了博士点、硕士点，也引进了名人，自然就有了经费，大批的经费。有经费做什么？出版书，既能算作科研，年终考核有津贴，而且还“扬名”。在这种情况下，一批批现当代文学史、学术丛书就出炉了。他们的胆子也够大的，纷纷把下限越拉越近，2003年出版的当代文学史，评介作家作品也到了2003年。我们知道一个时代大家也就那么几个，而有的时代就根本没有大家，可是在我们可爱的批评家、学者笔下，当代中国已经是大家林立了。英国著名批评家利维斯提倡“一种敏锐的差别意识”，是的，一个没有创造性的作家怎么能够进入“伟大的传统”？如果我们把文学史的门槛放得太低，甚至没有了门槛，那也就没有了文学史，也没有了文学。 鲁枢元指出，这个时代个体文化中的灵性、精致和理想都在日益萎缩，这是一个可以包容文学超男超女，而容不下一个鲁迅、胡适，甚至歌德的时代。看来，他说得不错。但就是这些所谓的学者、作家产量却出奇的高。他们为了市场、职称、名利、考核等等，拼命地制造垃圾。有时候翻看那些所谓的学术著作，真的是一种残酷的折磨。很多人其实并没有多少话可说，而且话也说不清楚，可是专著、论文、作品一部一部，一篇一篇的，接连不断。仔细看去，除去欧洲美国人的话，除去陈词滥调，自己的东西并没有多少，甚至一句都没有。其实，一个时代真正有创造性的作家、学者也就那么有数的几位，不会太多。而学术、文学的大众化，真的不是我们的灾难吗？ 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批评日益衰退，那些知名作家、批评家的可持续创作力是那么的可怜，除了文化体制的关系，与作家、批评家本身的精神残缺关系甚大。我们看那些欧美作家，60多岁往往是创作的成熟期，或者开始期。像我们的国画大师齐白石、黄宾虹，80多岁才真正有了自己风格，90多岁才真正成为一代大师。但在文学领域，却很难见到这种现象，许多作家、批评家创作了几部较好的作品，创作还没有完全展开，就开始自我膨胀，自我封闭，称王称爷了。难道他们的遗传基因里就没有大师的那些基因吗？天生就是一个个夭折的作家、批评家？ 我们在这里严厉批评学院派，是针对当下的学院派，并非泛泛所指的学院派，比如1930年代的学院派就很好，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批评家，比如：周作人、沈从文、李健吾、李长之等等。也可见今学院派非彼学院派也。那么原因何在？今日学院派文章的公式化、概念化是一个很大的缘故。但最关键的是缺乏那种人文精神，那种坚守。1932年，林语堂办了《论语》，为了打开销路，编辑方针上有明显地迎合大众趣味的倾向，不仅无聊，甚至恶趣。沈从文、朱光潜等人毫不留情地撰文批评。沈从文说：“有些作家为着要逢迎这种低级趣味，不惜自居小丑，以谑浪笑傲为能事。”朱光潜写道：“滥调的小品文和低级的幽默合在一切，你想世间有比这更坏的东西么？”那个时候的学者、作家都有底线，不会因为朋友关系而“出卖”文学与学术。他们视文学、学术为自己的生命。而现在的许多作家、学者其实早就成了商人，而且还不是好商人。 胡风在他的理论里曾经有一个命题：奴隶的语言。我们现在的那些学院派批评家，他们的语言难道不就是奴隶的语言吗？从语词、句式到理论、命题，几乎没有一个是他们自己的，都是从西方搬来的，而且还经常搬错。准确地说连奴隶的语言都不是，应该说是奴才的语言。他们的言说与所言说的对象似乎根本没有一点关系，写文章的目的就是为了文章之外的东西，昧着良心说话也在所不惜。 这就是当代文学批评走向死地的关键！好的文化体制可以营造一方净土，而如此量化、僵化的高校学术体制，必然将学术逼向死地，不仅仅文学批评如此！ 更可怕的是疲惫的当代文学，却极缺乏负责任的优秀的批评家。公孙丑对孟子说：“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希望孟老师降低一下标准，照顾他们的实际水平。孟子说：“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我愿意把这句话送给所有从事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人。 2008年２月22日于兰州黄河之滨南书房 原载：《文学自由谈》2008/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