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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界在经历了花样繁多的引进批评概念、术语的方法论热，到注重以这些新方法、新观念解读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再到批评家争相创设自己的批评术语、概念范畴，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走过了二十余年的道路。近年来，批评界已经开始把西方的批评术语、概念、范畴与中国古典的批评范畴，以及与当下本土的批评实践比较好地结合起来，一种以建构批评的学理性、学术性、积累性的批评和研究蔚然成风。这是值得欣喜的批评转型现象。然而，我们不能忽视仍然有一种不良的批评倾向蔓延至今，这就是印象式、臆测性、随感化的批评模式或曰批评惯性。最近，一篇署名“牛学智”的文章《任性与混乱：一种严重的批评征候——驳王洪岳对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的误读》（以下简称《驳王洪岳》）①的宏文出现，据笔者的阅读观察，这篇文章就属于这类臆测式、印象式的批评。笔者作为被“驳”者，直到2006年9月初方才知晓。而笔者批评李建军先生的文章发表前，看来牛学智先生就已经拿到了笔者的未刊稿（即笔者的征求意见稿），于是，我们在他的大作中会发现，他混用笔者的这两个不同的文本，因为他所摘引的笔者的某些言论仅在这个未刊稿出现过，可是他在注释中又仅仅标出是摘自已刊稿②。另外，《驳王洪岳》一文的引文之随意、拼贴和混乱，着实让人惊讶。文章的作者带着强烈情绪对笔者进行了“驳”论，但是，作为被“驳”论者、被批判者，笔者却觉得这位看来自我感觉十分良好，而且自恃“具备”了“全面的专业知识”、“全面的知识修养和分析能力”的牛先生，仅仅凭借自己的主观印象和臆测，再加上某种于西北西海固生态圈里养成的些许豪气，写出的这篇洋洋洒洒和具有某种审判色彩的“驳”论文章，却不能使笔者心服口服。笔者从中读出的恰恰是某种自恃拥有道德真理、高高在上的道学家的说教气息。 那么，牛学智先生到底在《驳王洪岳》中具体表达了什么样的意图和见解，其所运用的批评手段和技巧是什么，该文又是如何体现他“全面的专业知识和发现、分析问题的能力”的呢？在感谢牛学智先生关注笔者言论的同时，有必要辨析和澄清牛文的谬误和荒唐之处，并对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些不良风气提出自己的看法。 这要从笔者的那篇引发牛学智先生不爽的文章谈起。在《警惕另一种矫情和媚俗》一文中，笔者论及自己与李建军先生关于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观点不同。笔者虽与李建军先生不相识，但对他的学术研究和批评实践很感兴趣，对他的立场和操守不无感佩之心。在当下文坛堕落，犬儒主义盛行，学人被收买的时代，能够特立独行者，既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但鉴于学术思想和观点的不同，笔者写了批评他的文章，文章中如有不当之处，还望李先生指正，并真诚希望平等、客观的对话与商榷。笔者认为，我与李建军先生的根本分歧在于如何评价现代主义文学，是站在现实主义乃至浪漫主义立场上看待和评判现代主义文学，还是按照文学发展演变的实际，以现代主义本身的创作原则和具体艺术技巧来观照和评判，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学价值观和批评视角。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严家炎先生就曾经指出，许多批评家陷入了文艺批评的“百慕大三角区”，搞“异元批评”或曰“跨元批评”，譬如用现实主义标准去衡量现代主义作品等等。③严家炎先生早就针对日益严重的批评越界行为进行了提醒和纠偏，而笔者之批评李建军先生，实在也是根据这一基本认识。 虽然李建军先生与笔者的观点不同，但这并不妨碍我对《小说修辞研究》的总体评价：这是一部学理性较强的学术专论。然而，为李建军先生辩护的牛学智先生的这篇《驳王洪岳》则以其印象式、主观性和随感式的批评，实在让人大开眼界。写文学评论居然可以如此不顾事实，不顾起码的术语涵义和学术规范，动辄给批评对象扣上“任性和混乱”的大帽子。仔细阅读牛学智先生的大作，笔者认为，他并没有仔细地或者说他不屑于耐心地辨析我文章的基本意思，而是以自己的惯性思维方式，抛出了这篇《驳王洪岳》的“宏文”。对这篇奇特的“驳”论中涉及的问题，笔者觉得有必要进行澄清，同时，在此顺便向牛学智先生请教关于文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培养自己“全面的知识修养和分析能力”。 其一，对所批评或驳斥对象的话语进行嫁接和拼贴，然后强行得出有利于自己的结论，是印象式、臆测式批评的“方法”之一。《驳王洪岳》的作者认为，“王洪岳把自己的阵营扎在‘现代主义小说’的麾下，他对‘传统’充满敌意，认为不切断‘传统’，文学是无法‘现代主义’化的。”如果连这样一个基本常识性的认识都不具备的话，那确实不能搞什么文学研究和批评了。在牛学智先生的“驳”论中，充满了这样的所谓“引文”：摘引几个术语或概念，再加上自己随意编造的术语且都加上引号，然后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嫁接和拼贴。紧接着，就得出带有审判色彩的结论。而实际上，我在文章中恰恰表达了对传统的尊重：“不可否认，那个时代的那些国度（指18、19世纪英国、法国和俄国等），的确产生了伟大的小说艺术，它们也有着长久甚至永恒的魅力。”这样的表述是“对‘传统’充满敌意，认为不切断‘传统’，文学是无法‘现代主义’化的” 吗？在我的文章中，我只字没提什么“现代主义化”。另外，笔者撰写那篇文章，也没有什么“把自己的阵营扎在‘现代主义小说’的麾下”的企图，况且，以一己之力，亦不能称之为“阵营”。牛学智先生为了达到自己驳倒批臭论敌的目的，在写作时竟不顾起码的事实，不顾笔者文章中的白纸黑字及对论题的评析，居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呜呼哀哉！ 我们尊重传统，肯定传统，但并不表示我们可以永远沉浸在传统中悠然自得。正是基于此，我在文章中批评了李建军先生对“传统”的态度，因为他认为“如果有人喜欢《尤利西斯》而不喜欢俄罗斯文学，那么，‘这厮八成是有病的人’”。这话讲得就太随便了，况且诸如《尤利西斯》也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了。翻译《尤利西斯》的金隄先生很亲切地谈到自己对于《尤利西斯》的热爱，另一位中文译者萧乾先生更是这样赞扬乔伊斯和这部伟大的作品： 当我译到“大厅里翩翩起舞的宫廷那五颜六色的服饰，外面却是悲惨的庄稼人，他们饥肠辘辘，面带菜色，吃的是酸模叶子”（《尤利西斯》第七章）时，只觉得仿佛是在读杜甫。 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伟大作品，其创作者除了精湛艺术之外，都必须具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乔伊斯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才开始创作的。④ 另外，如果再看一看肖伯纳对《尤利西斯》的评论，对喜读这本书的人随意地称之为“这厮”的不恭之语（按：查阅《新华字典》，“厮：对人轻慢的称呼”），笔者认为是很不妥的。笔者这里不是与李先生进行《尤利西斯》的讨论，也不是谈论批评语言的“俏皮”与否的问题，而是试图表明，乔伊斯的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的价值所在，并不能因为某个人不喜欢而丧失。其实，一则这句话与李先生整本书的文风不一致（除此之外，读者很难在这部近35万字的著作中再找到如此“俏皮”的语言），二则这也不是“幽默”，而是他不经意间表达了一种不良文风或情绪。调侃、反讽都是可以的，但在这里，李建军先生的用词，笔者依然以为实在是不当的。笔者只不过是捎带着提了一笔，没想到惹恼了牛先生，认为这只是“一句俏皮话”，而对此进行批评就是“荒唐之至”！其用词，其语气，其句式，似乎多么真理在握呀。可惜，这种两肋插刀式的反批评话语恰恰暴露了一种粗鄙化的批评倾向。 其二，针对批评对象，极力挖掘所谓的“潜台词”，然后进行移花接木，转移概念和论题，来达成某种批判目的，是印象式、臆测式批评的又一特点。牛学智先生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即彻底否定笔者的文章，便歪曲事实，上纲上线，进行恶意的批判。他在《驳王洪岳》中断章取义地摘引我关于“酷评”的评论文字之后，又有了新的“发现”： 王先生的潜台词是：贾平凹是不能“讨伐”的，因为他“著名”，因为他的作品属于“现代主义”；批评家应该时时处处与作家结伙抱团，尤其是有特殊关系的，否则就会“招来众多议论”，就会结下“恩恩怨怨”；批评家要少谈真理，少谈正义，因为那样势必沦为“酷评”；最后，批评家可以评论文学作品，但不能评论“伟大的作品”。 笔者从牛学智先生的上述文字中，看出了当下某些文学批评家的心态和写作方式：根据自己的喜好，望文生义，臆断随意。这种批评风气由来已久，现在仍然堂而皇之地出现。牛先生具有很强的想象力，如此巧妙地编织了所谓笔者的“潜台词”。可是，笔者告诉牛学智先生，你分析出来的“潜台词”只不过是你自己的潜意识臆想。首先，牛学智先生的这段煞有介事的话完全不像是出自一个批评家之手。在这篇《驳王洪岳》中，作者惯用的方法是跳跃式地摘引字词，进行拼贴、嫁接，以推出其奇思怪论，然后就是依据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挖掘“潜台词”。但我何时何处说过贾平凹是不能讨伐的，而且把不能讨伐的原因归结为贾平凹的“著名”，又在何时何处写过贾平凹的“作品属于‘现代主义’”？恰恰相反，笔者对贾于90年代中期写的那些歌功颂德（如歌颂江苏张家港）的报告文学是颇不以为然的。我的一个基本认识是贾的创作根本不是什么现代主义之作，即使他借鉴了某些现代主义的手法技巧，贾平凹也没有蜕变成为一个现代主义作家。那么，何以牛学智先生得出这样的结论？按照诠释学和接受美学的观点，接受者的视域与文本以及作者的视域应该是趋向于融合的，但是完全的融合是不可能的，对某部作品或理论文章是有误读存在的。但这种由于接受者的“先见”而存在的误读又不能像某些人想当然认为的可以随心所欲，即使评论文章，也不是批评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评论和接受、欣赏都是在与文本对话中生成的，是两个视域的融合。现在看来这都是属于常识的基本问题了，可是为什么牛学智先生竟然如此用笔，开发出如此与我的文章意思大相径庭的“潜台词”？其次，笔者的字里行间亦没有任何所谓“批评家应该时时处处与作家结伙抱团，尤其是有特殊关系的，否则就会‘招来众多议论’，就会结下‘恩恩怨怨’”的意思，笔者即使再愚钝，也不至于弱智到提倡“批评家应该时时处处与作家结伙抱团”云云。牛学智先生如此这般地把一己之臆断强加给批评对象，笔者实在不解其用意何在！难道是为了把论敌先行放到他设立的审判台上，然后再堂而皇之地宣判？辨析、挖掘别人文章的“潜台词”或许是牛学智先生的拿手好戏，但是这种辨析和挖掘工作至少应该在尊重基本事实的前提下进行。作为儿童文学的硕士，应该受过最基本学术训练的牛学智先生，怎么竟然连这点起码的批评或学术规范也不顾了？第三，牛学智先生还从笔者的文章中挖掘出了我要批评家少谈真理，少谈正义，不能评论伟大的作品等等的“潜台词”。这又是一项莫须有的判词。恕笔者不能接受，我想还是原样奉还，返送给牛学智先生自己用着合适。如果作为一个批评者，作为生活在当下中国的一介书生，丧失了正义感，不再有对真理的追求，那的确很悲哀。笔者文章的主旨是，中国文学的当代发展，不一定非得依靠呼唤与宣扬所谓“崇高”、“伟大”等道德说教，也不一定非得退回到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道路上去才能实现，我们早已经听腻了所谓“伟大”、“英雄”、“正确”、“崇高”的意识形态说教。而且，发展了一百余年的现代主义无论从创作原则还是具体艺术手法、创作技巧以至理论建树，都可以为我所用，为当代文学及批评的发展所用。在被牛学智先生所驳的文章中，在谈及现代主义文学之所以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时，笔者写了这样一段话：“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苏联大肃反、中国‘文革’、东西方冷战、苏联东欧剧变等等重大事件和每个个体内心深处的重大而细微的变化之后，表现在小说中的人物、情节、故事、细节等，也不应该是仅仅讲究好看好听的优美型‘艺术品’，而应该是包含着人的理想与期盼，同时又承载着人类苦难和辛酸的新艺术。它应该‘识丑而后勇’，人类不只是由优美、崇高组成的类本质物，而是负载着种种负面甚至罪恶与丑行的存在物。”现代主义文学恰恰真实地体现了人类这种美丑兼审的创作心态。我的这段文字表明，我丝毫没有为当下丑行、罪恶张目的意思。对我所论及的现代主义文学诞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牛学智先生视而不见，进而以此设论，对他强加于笔者的所谓 “‘现代主义’化”进行批判。对于我所论及的《追日》，他亦没有理会我的根本立足点：充斥于小说文本的那些崇高伟大的思想、激情四射的抒情和议论、豪言壮语和政治话语，与主人公布风形象的苍白、空洞及灰溜溜的最终下场，构成了作者意想不到的喜剧的、滑稽的阅读效果。而牛学智先生的“驳”论则是如下表述的： 在王先生看来，表达人类的道德、伦理、崇高维度，就必然是“道德说教”……他举出了杨守松的长篇小说《追日》，认为其中虽然“充满了崇高而伟大的思想，甚至有李建军所说的激情四射的抒情和议论”，“可是整个文本给人的阅读感觉是滑稽（我原文是‘喜剧’的，下文与之相对应的是‘悲剧’。这一字之谬误则语义差之千里，是牛先生写作繁忙，顾不得仔细看我的文章就胡乱引用，还是其他原因，不得而知——笔者注）的、戏剧的，与其所张扬的崇高、悲剧与伟大恰（这里漏引一‘好’字——笔者注）成对照和反讽”。可见，“崇高而伟大的思想”必然导致“滑稽”的后果；于是，道德、伦理、崇高，也就必然导致“非此即彼、非好即坏的二元对立”。 这里，牛学智先生一连用了三个“必然”。读者诸君请注意，即使根据牛学智先生断章取义摘取的引文，也不能得出他那三个“必然”的结论。我是在谈论小说《追日》时提出意图的高尚并不能保证作品的伟大。正因为《追日》虽然有了这伟大崇高的目标，但其文本并没有实现这一目标，凌空虚蹈的说教并不能掩盖作品实质上的空洞，从而导致不应有的滑稽，而这种滑稽的效果显然又并非作者或叙述者的原初创作意图。很清楚，笔者在此丝毫没有牛先生所指称的什么“伟大的作品”“不能评论”的怪异之念。与此类似，许多观众在观看陈凯歌电影《无极》中所设置的悲剧或悲惨镜头的时候，却往往发出笑声，这就是《无极》这部电影的接受效果。该悲痛的时候，观众却笑了，这恰恰是创作者创作原则和具体技巧、表演技艺不相吻合所造成的矛盾所致。胡戈《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对《无极》无情的调侃、戏仿，已经证明了这种假悲剧、伪崇高之作的失败。《追日》虽然创作态度是严肃的，作者的创作意图是良好的，但也有这种倾向，笔者谈论的正是其矛盾所导致的滑稽与反讽的接受效果。然而遗憾的是，作为“驳”论的作者，牛先生既没有好好地看看《追日》这部长篇小说（否则的话，他不会这么随意地写出如上的那段话），也没有注意我的批评要义之所在，就得出了他的“三个必然”（恕我把这四个字组合在一起，并加了引号）。如此观之，似乎其判词结结实实，不容置疑，实则强词夺理，主观臆断，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所驳的对象。因为他的这种驳论方式很具有时代的特点，而且和媒体大肆宣扬的某种文风很合拍，所以立此存照。 其三，印象式、臆测式批评还有一个倾向，即这种不顾学理性、学术性的批评文章多以一己之好恶强加于批评对象身上。如前所述，为了达到“驳”倒对方的目的，《驳王洪岳》一文的作者就常常在引用笔者文章的过程中把某些非我文章所写的字句加上引号，以造成是笔者所写的效果，然后再展开他的“驳”论。比如，在引述笔者对布斯的“非人格化叙述技巧”与道德问题关系的论述文字之后，牛先生谈到笔者对文学中道德问题的看法即我反对文学中的“道德崇拜”时，便随意地加了一句“烦得要命”，这样就给读者造成了如此印象：笔者对道德持一概拒斥的虚无主义立场。其实，正是牛学智先生对笔者的文章表现出一种类似于本能的“烦得要命”。就在笔者的这篇被“驳”的文章中，有如下的文字：“虽然我反对在评论中西现代主义小说及小说理论时，套用道德的或二元对立非此即彼、非好即坏的标尺来下结论的粗率做法，但是笔者还是非常关注文学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而且，近几年笔者还参与了关于“文学与道德形而上主义”的讨论。重建国人道德和信仰是我们文学批评工作者的责任之一，但我还是认为，道德本身并不足以成为支撑文学的品格。⑤可以看出，要么是牛学智先生不屑于看看这些文字，要么是他又在窥测我的所谓“潜台词”，曲解我的本意。 牛学智先生如此随意和以个人好恶来充当审判官的文字在这篇“驳”论中多次出现，我们可以从下面这段话中再一次领教到他的批评文风： 当我读到（《尤利西斯》）连篇累牍的罗列却又没有任何故事发生的人名的时候，我的感觉真是味同嚼蜡。从阅读效果上看，《尤利西斯》就根本谈不上有象征，有‘象征’也是高深莫测的专家们制造出来的。 文学评论要靠“感觉”，但是对于现代文学来说，仅仅依靠感觉就断定一部作品的优秀与否，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当下文学批评建设的需要了。更不用说，因为自己的“感觉”不愉快，就以一种想当然的蔑视与否定一部曾被西方文学界公认的20世纪百部经典小说之首的作品，这起码也不是认真严肃的学者或批评家的态度。且不说《尤利西斯》本身实在是集象征手法之大成的现代主义作品，如果细细品味，其结构、人物、情节、心理、意识流等等之设计，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杰出的象征主义作品。如果不能静下心来阅读小说文本本身，就断然地说《尤利西斯》“根本谈不上有象征，有‘象征’也是高深莫测的专家们制造出来的”，就显得太轻率、太情绪化了，难道那么多专家都是专门以“制造”文本根本没有的东西为能事？这实际上才是对文学批评和研究的虚无主义态度。虽然文学评论文章可以像我上面所说的写得很随意很主观很印象化，但是要真正成为具有建树性的评论家，窃以为还是稍安勿躁，脚踏实地，认真梳理和研究有关的理论和概念，因为我们都是经意或不经意间闯入了这个领域的一分子。如此，我们方可有一个可以对话的视域，当我们再面对像《尤利西斯》这样的作品的时候，才可有一份同情式理解，也可使自己的“感觉”在面对这一部确实不太好懂易解的作品时，有一个坦然的心态，或许会从中读出乐趣，而不是感觉到“味同嚼蜡”。笔者也曾经对现代主义的东西迷惑其解，甚至很反感。但是，自从80年代末以来经历了种种个人的和民族的遭际，再加之认真拜读先贤时辈的理论和阐释，便逐渐地有些理解了现代派文学家的苦衷和创造性。 不幸的是，《驳王洪岳》的作者却正是靠着这种“感觉”，不断地来“形容”和挖掘我文章的“潜台词”，甚至对我的写作心态进行臆测。他借用某个“伟大领袖”的话来推测我当时的心情，称我心态优越轻松，是什么“今日得宽余……胜似闲庭信步”，真是匪夷所思！我对李建军先生的批评恰恰与牛学智先生所指称我的这种所谓“轻松”心态相反，我是抱着向李建军先生请教和对话的目的来写的，而且在文章中真诚地表达了这种态度。而且，初稿写出后，通过编辑先生先行送给了李先生阅读批评。牛学智先生以上述“伟大领袖”的词句来形容我的心态，如果不是恶意为之，就是故意把话题扯远。 笔者曾经于90年代初期还相当本能或天真地认为文学评论实在是件轻松容易的事情，认为拿到一篇作品，根据自己的好恶和印象就可以开写了，所以也曾经写了一些类似的评论文章。现在看来，这些文章大多是主观随意性的印象式的产物，实在令自己都感到汗颜。随着对文学与审美理论的研习，尤其是对20世纪以来的现象学、阐释学以及接受美学的研习，笔者日益觉得当代文学评论应该开启另一条路子：抛弃那种以己之好恶的印象式、臆测式、随意性、主观化的模式，而力图使评论或批评具有较深厚的学理基础和学术品格。如此方可使文学批评具有某种建设性。也因此，对至今充斥着文坛的印象式、感想式甚至臆测式的批评文章，我开始抱持着一种比较冷静的、怀疑的看法。正像许多文学创作如过眼烟云，如果不走出评论的这一怪圈，那么这许多的评论文章的命运也是如此。印象式、随感式批评不是没有价值，但其价值大概在于可以作为初学者的准备和练笔所用之方法。当然，有的评论文章看似印象式、随感式，但由于其包含着广阔的学养视野、深厚的理论储备和具体而微的审美感受，自然那是超出于一般没有什么理论功底又缺乏独特审美眼光的印象式批评的，如留学法国后来在国内大学任教的梁宗岱教授对于西方象征主义诗学及象征派诗歌的评介即是。但此类批评文章现在甚少看到了。 那么，如何走出印象式、随感式、主观化甚至臆测式评论的误区？窃以为批评者首先要把自己所运用的概念搞清楚。在牛学智先生的文论中，出现的一些概念如“现代主义社会”、“客观现实主义”、“卡夫卡律令”⑥，笔者看了之后就莫名其妙。这里提出来，以便向牛学智先生请教。请问，什么是“客观现实主义”，什么又是“卡夫卡律令”？这些都是需要认真加以辨析说明的，可是牛学智先生并没有做，而是痛快又潇洒地拿来就用。如到底什么是“卡夫卡律令”，牛学智先生并没有给出一个哪怕较为简明的界说。康德曾经提到，他只敬畏天上的星空和道德的律令。在康德那里的“律令”，是一种不可违抗的至上法则，是“上帝死了”之后的至高信仰维度，是一种“law”，是符合至善、至真、至美，又符合自然律的“法律”或“规律”。因此，“律令”一词是不可随便用到诸如“卡夫卡”之类名称上的。至为可疑的是，他发明了“现代主义社会”这一更加令人惊异的术语。那么，什么是“现代主义”，什么又是“现代主义社会”？连及前文我们提到的他把贾平凹作品看做是“现代主义”的，他认为笔者提倡“现代主义化”等等，看来关于什么是“现代主义”，还有加以说明的必要。牛学智先生一方面忙着批判某些批评家如张颐武对术语的滥用⑦（笔者认为他对张的批评是应该肯定的），另一方面，他又忙着以自己同样具有很大主观随意性的态度创设新术语。或许这就是某类批评家的生存悖论吧。如果这些术语在首次运用之际进行清晰的界定，并以此恰切地表达或概括了某些新的文学现象也罢了，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其术语运用的极其随意和混乱，这个“现代主义社会”就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按学界和批评界的常识（又是常识），现代主义指的是一种文艺／文化形态，或文艺／文化思潮，而非一种社会形态，因此，“现代主义”是不能用来修饰“社会”一词的。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但不会称现代主义社会，就像我们不能说浪漫主义社会、现实主义社会一样。同样，认定贾平凹作品是“现代主义”的，也是犯了概念误用的错误。由此，笔者想到，批评家在把自己所发明的名词和宏论，以及某些已有定论的术语，不断地抛向报刊之时，是否应该多想想自己笔下的基本用语和概念的界定与准确，尤其是第一次运用之时，否则就会犯常识性的错误。所以，那些作为著名评论家的人士，既要深入社会，体验生活，再则就是如牛学智先生用来所讥讽过我的词儿“坐冷板凳的功夫”还是要的，看书学习对于任何自觉聪明的人都是需要的吧。 一般说来，作为批评家大多比较敏感，尤其那些著名的批评家，更是容易产生一些新思维、新方法，但是，如果要提出一个崭新的概念，就一定要进行扎扎实实的学理分析和知识考古学的梳理。既然牛学智先生还在批评张颐武先生乐于发明一些学理不通的概念（如张发明的“新新中国”之类，笔者就认为太酸太奶油太甜腻，其实这类术语并没有什么新鲜内容，实际上是一种话语泡沫），作为批评家的牛学智先生就更不应该运用自己也不甚明了的概念进行批评。这种情绪化、印象式、主观随意性所导致的“跨界批评”，虽然上个世纪80年代严家炎先生就曾经非常中肯地批评过了，但现在这一批评模式或批评倾向还是大行其道。因此，笔者不得不指出，这一批评现象是到了应该休止的时候了。 总之，一个批评家，在对自己没有多少了解和研究的领域发言时，需要特别慎重。比如对一个坚持现实主义文学观，甚少涉猎现代主义及其理论以致不能正确理解现代主义的评论家来说，要壮着胆子强行越界，搞“跨元批评”，只好靠自己的臆测、想当然和主观印象，这时，评论者往往要露出自己文化视域、知识视域的狭窄与偏见。由此，奉劝这样的批评家还是应该学习古人和前人“甘于坐冷板凳”的朴拙精神，至少应该有点朴学精神，在弄明白了自己所使用的概念、范畴，“具备了全面的知识修养和分析能力”之后，再来阐发自己的大论，这样才会有说服力。遗憾的是，总有些批评家耐不住寂寞，充当新型“华威先生”，到处发言、宣示。在笔者看来，那只不过是某类批评者企求进入主旋律文人行列、争夺话语权以及高高在上的启蒙者思想（只启蒙他人，而忘却自身也是启蒙的对象）在作怪。这使笔者深深地体味到，假借启蒙者，乐于当审判官的批评家，只不过是为了更好地获得苟活者的资格。笔者认为，康德和福柯所分析的启蒙者首先要启蒙和反思自身的要义还是需要我们当代的批评家所记取，否则就会陷入自身被蒙蔽而不自觉的境地。所以笔者对带有大批判色彩的印象式、主观性、随意性、臆测式的批判模式和批评话语抱持一种深深的怀疑态度，并认为这种批评模式和话语表达方式可以休矣！ 也因此，笔者真诚地欢迎对拙文进行学理分析和批评的文章。 注释： ① 见《当代文坛》2006年第3期。 ② 拙文：《警惕另一种矫情和媚俗——兼评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当代文坛》2006年第1期。 ③ 参见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9页。 ④ 萧乾：《叛逆·开拓·创新——序〈尤利西斯〉中译本》，《尤利西斯》（上卷），译林出版社1994年版。 ⑤ 参见拙文《关于新时期初期道德形而上主义的争鸣及其反思》，《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⑥ 这些术语均见牛学智《文学：去掉“自传”以后——了一容小说创作的一些基本走向》，《小说评论》2006年第4期。 ⑦ 参见牛学智《且看张颐武“强者文化”逻辑》，《文学自由谈》2005年第5期。 原载：《当代文坛》 2007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