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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形态多样与价值多元的文化现实,为文学批评实践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空间。面对消费文化催生的多种文学类型,在不同的利益主体的召唤下,批评主体从不同的文化体认出发,借助相应的文学,表达各自的文化价值观,文学批评遂形成社会历史批评、意识形态批评、文化批评、思想(史)批评、道德批评、纯文学批评……等共存互补的多元格局。其中文化批评从90年代兴起以来,产生了更强的辐射力。道德批评则以强烈的自我反省姿态而引人注目,对文学创作与批评自身同时构成一种隐约的压迫。在80年代一度成为主流批评的纯文学批评,在纯文学遭到质疑后,位置移向边缘,声音变得微弱。 纯文学批评的萎缩,主要来自文化批评的挤压。文化批评因强旺的文化理论的支撑和现实社会文化生态的迎纳而富有生命力。它把过去通常被看作只是对文学的发生发展产生影响的因素,或被认为是外在于文学自身的因素,诸如政治、经济、宗教、自然、科技、意识形态等纳入批评视野,归类于文学的范畴,这就拓宽了文学研究的领域,使文学批评更为丰富与厚重。但文化批评因重文化而轻审美,故而模糊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通俗文学与高雅文化的界限,影响了正常文化生态的建设,在取消文学的独立性时削弱了文学、特别是纯文学的文化批判力量。因此,对于新世纪文学来说,重振纯文学批评既关乎文学自身的发展,也关系到人文精神的建设效应。 什么是纯文学?“纯文学”是相对于“主旋律文学”、“通俗文学”而言,更关心人的精神存在的文学。同主旋律文学着眼于现实社会秩序的维持相比,纯文学从更长远的时间里考虑人的自我实现、全面发展。同通俗文学供人消遣,替人宣泄相比,纯文学促人自省,将人的灵魂提升起来,避免在物的世界里完全沉沦。纯文学的审美性在本质上与宗教的功能相近,反映的是“以审美代宗教”的精神意向。要是从文学总体来看,纯文学是“文学中的文学”,是好的文学,是文学性写作这种精神创造中最精致最美好的产品。都是产品,好的产品价值自然更高,因为它是人类智慧的最高证明。无意义的人生因为能够从事高级的精神创造才显得有意义。纯文学使文学同非文学的意识形态品种明显地区别开来。正因为有独特的作用与功能,纯文学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也不可替代。纯文学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误解的那样与现实无关,不批判现实。纯文学是拉开距离看现实,规避流行价值的影响,从一定的高度、在历史视野里批判现实,这样批判才更准确更有力。纯文学不把现实问题仅仅归结为制度安排,而要追索它的文化的和人性的原因,它能够回答为什么有这样的制度安排。这显然是主旋律文学和通俗文学不可企及的。 纯文学批评主要就是以好的文学作品为批评对象。夏志清就把批评家的责任看成是“发现及鉴赏杰作”,或者叫做致力于“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这应当是文学理论批评界的常识。然而由于文化批评和思想史批评的兴盛,批评自身显得丰富而富有魅力,批评对象的审美因素被思想文化所湮没,在文学意义上的杰作就难以凸显了。尤其在文化理论的追光灯下,丑陋之物都可变得神奇夺目,甚至越是丑陋越有看头,鱼目混珠,良莠难分,真正富有思想和审美内涵的杰作其价值就无法体现,久而久之,普通读者的对于作品的审美鉴赏力得不到引导和培养,面对市场推动下过剩生产的文学产品丧失选择能力而一片茫然,社会公众的心灵因而缺少美的滋养,文学作者也无以把捉美的创造的标准,创作陷于盲目,结果,专业化、学术化的文学批评愈加发达了,而文学借助审美安顿现代人灵魂的积极作用反而下降了。一方面,批评企图通过文化的播撒消解权力对于人的控制,还自由与公平于大众,一方面,文化理论与分析阐释活动对审美的强暴,使普通人连精神享受的一点快乐也被剥夺了,生存的紧张感无由缓解,身心双重地受到现实的捆勒。当制度安排和人心浇漓造成的不公与不快,向现实批判的文学发出期待和询唤,审美就显得更加苍白无力了,文学与生活就这样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这大概是审美主义退潮后,文学批评面临的处境。可以说,新时期文学批评的最大问题就是纯文学批评不敢理直气壮地站出来,维护文学的审美批评的标准,以致文学在自我怀疑中失去好不容易获得的一点独立性和尊严。 那么,纯文学批评持有的判断标准是什么,也就是它依据什么区分文学作品的优劣,判断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高低?如同所有的判断活动,尺度都是先验性的,结果是相对性的。但先验的标尺都来自于实践主体的历史经验,并无可终结地处于主客体相互生成的过程之中。历史生成的尺度,根据特定时空、情境中的主体的需要而瞬时生效。所以,我们找不到普遍适用的批评标准,但我们可以在特殊需要中找到特定的评判尺度,这尺度不是没有一定的稳定性。当民族生活和文化创造将文学逐渐分离为相互渗透的主旋律文学、通俗文学和纯文学后,它们各自的特性也就在自我形态与作用和功能中体现出来,这是一种精神和文化的自性,也可以称作“文学性”。只要我们不相对主义地把文化物的特性看成根本无法稳定,不粗心地或有意地混淆它们的特性,我们就不能否定纯文学在一定的时间长度里还是有可能得到公认的审美共同性。即使我们知道伊格尔顿的那个著名的说法,在今天还是可以毫不迟疑地承认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就是经典。① 所谓“文学性”,就是从文学史筛选的经典中抽象出来的文学区别于非文学的一种特殊性质。今天谁也不会抱残守缺地把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性”看成是我们所要谈论的文学性。文学性不仅仅指形式因素,它也是对文学存在的内在意蕴的要求。什么是纯文学的思想内质?当然是人类从不放弃对它进行追求的人文主义。“伟大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必须能够挖掘精神痛苦的深度,找出人类罪恶的根源,以此建立人类的尊严。”(李欧梵语)这就是纯文学最核心的内容。而形式创造当然是纯文学的本体所在,因为形式乃是“完成了的内容”。从上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当代文学已经在重内容、重形式上经历了正反合的历史过程。以“怎么写”反动“写什么”的历史进步即使没有被揪心的现实所质疑,新世纪文学也还是会走第三条道路——既讲究“怎么写”,也注重“写什么”。这是历经30年的文学反思、探索与实验后水到渠成的结果。关于纯文学标准和文学性问题并不复杂,对批评标准的表述不妨大同小异。比如中国小说学会举办中国小说年度排行榜的评审标准就是“兼容历史内涵、人性深度和艺术水准”,这是区别于主流意识形态和商业理念的第三种标准——纯文学批评标准。顺便一提,排行榜是新时期愈来愈有影响的一种建设性的文学批评活动,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学批评,它是对文化批评泛滥导致审美批评边缘化的一个拯救。 纯文学批评工作本应由受过专业训练的文学研究队伍,主要是学院派批评家来承担。但现在的情况却是,大学文学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和文学学科建设,正在促使文学批评远离纯文学,由于过分重视理论和批评活动的自足,而缺少对文学本原——作品的喜爱和尊重。这是号称为“批评的世纪”——20世纪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学术现象。最近一期《当代作家评论》上刊发的美籍华人李欧梵先生2005年10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会馆举行的“夏氏兄弟与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上的论文就讲到这种奇怪的现象,对我们很有启发,不妨录在这里:“我们应该记住夏先生明智的警告:理论并不一定就是一个好东西,理论阅读之前,自己必须首先积累足够的文本阅读的经验。对我而言,这意味着作为文学研究者首先应该进行大量的认真的文本阅读,从而对与研究课题相关的所有原作文本都有深入的了解。事实上,我们必须读足够多作品,否则就没有资格进行任何分析、做出任何判断……我认为不管哪个学派或信仰哪种观念的理论大师,永远都是伟大的读者,至少他们都肯定了大量文本阅读的必要性,而其大部分的后继者却未做到这一点。只有那些二流理论家或盲从者喜欢轻率地引用或阐释理论大师们的观点。因此,我得出一个结论,每个文学研究者都不应该光顾着‘搞’理论而荒废了文本阅读。但是,现在的事实却完全相反:如今美国学界一切都急于‘理论化’,却将阅读置于脑后,特别是比较文学界已经成了比试各种理论,而非讨论文学的场域,更不用说,在新的文化研究领域,文学自身几乎被搁置一边了。”②当下中国的文学教育和文学评论研究重理论、轻感悟的倾向令人忧虑,需要改弦更张了,不然我们这只庞大的批评研究队伍无力承担品评新世纪文学杰作的重任。 纯文学批评依赖于纯文学创作,而创作质量取决于作家的文化含量与创造力。经过近30年的学习、磨砺与实践,新世纪已拥有一支颇有实力的创作队伍。今天的创作环境还是比较宽松,以这些作家的生活积累和在开放时代得到的文化滋养,他们中有人已具备了写出“优美作品”的精神力量。可是当今的评论研究队伍,并不愿意承认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身边就存在伟大的作家。我们缺少对他们的关心与爱。我们没有更多地给他们以鼓励和帮助。对创作者最好的鼓励和帮助就是品评他们的作品,很细致、很精到地分析评价,让他们感到他们埋藏在作品深处的最隐秘的心踪都叫批评家揭露无遗,让他们发现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文学描写中的深意和表现上的高妙处都被批评家阐发得精彩绝伦,让他们找到真正的知音,借着这样的知音,他们的思想、激情和心曲,走向很多很多人灵魂的深处,让他们由衷折服、深为感动,增强创造的信心。即使有了不足,我们也善意地给他(她)指出来,让他(她)在新的创造中变欠缺为圆满。说实在,我们还十分缺少这样有诚意、有耐心和鉴赏能力的批评家。我们甚至不够厚道。作品是人家的孩子,孩子生下来了,美丑本由不得父母,可我们不看人家的优点,专挑眼睛小了,嘴巴大了,鼻子塌了,脖子短了……这样的批评又有什么积极效果呢?其实纯文学批评没有必要对所有的作品进行评论,我们挑选好的文学品评推介就可以了,至于那些够不上档次的,就让时间去填埋它们好了。 ①伊格尔顿在讨论“文学是什么”时提出一个观点,即不能把文学定义为具有高度价值的作品,那样会推出“文学不是一个稳定实体”的结论,“因为价值判断是极其变化多端的”｡情况是,“人们可能会把一部作品在一个世纪中看作哲学,而在下一个世纪中看作文学,或者相反;人们对于他们认为有价值的那些作品的想法当然也同样会发生变化｡甚至人们对于自己用以进行价值判断的依据的想法也会变化”｡按照这一逻辑,可以推出,“所谓的‘文学经典’,以及‘民族文学’的无可怀疑的‘伟大传统’,却不得不被认为是一个由特定人群出于特定理由而在某一时代形成的构造物”,“如果历史发生极为深刻的变化,将来我们很可能会创造一个社会,它完全不能从莎士比亚那里获得任何东西｡他的作品那时看来可能会是完全陌生的,充满这样一个社会认为是有局限性的和不相干的思想方法与感情｡在这种情况下,莎士比亚也许不会比今天的涂鸦更有价值｡”((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第14-15页)｡ ②李欧梵《光明与黑暗之门——我对夏氏兄弟的敬意与感激》,《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2期,第15-16页 原载：《文艺评论》 2007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