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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文学批评，我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工作者，我的心情一直处在一种非常复杂和犹豫不决的状态，对当下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指责的是最多的，我们到处可以听到对文学批评的不满、对文学的不满，但是具体怎么不满我听不到。我曾开玩笑，为什么指责文学批评呢？指责这个东西是最安全的，抱怨别的东西是不安全的。2006年有三个事件，就是一年多以前5月的时候，在武汉有一个以思想家为主的文学批评家的会议，当时对批评家的指责是让人不能忍受的，说当代文学的作品作家没有良知等等。后来批评界进行反击，说我们没有思想，你们思想界有什么思想？你们思想界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思想呢？2007年1月份在中国人民大学开中国汉语大会的时候，又重谈了这个话题，如果说现代文学是五粮液的话，当代文学就是二锅头，说当代文学还是不好的。有人领了一帮人写了《给当代文学洗个脸》，说当代文学多少肮脏，我觉得这些抱怨实际上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固然有问题，但是被一些非常没有价值的问题给淹没了。比如说红包问题，这是一个伪问题，是一个构不成问题的问题。媒体批评当然有媒体的问题，但是改革开放30年来，在任何一个领域都可以开放的时候，有一个领域是不能开放的，就是意识形态领域。如果没有媒体的话，我们现在所称的多元文化靠什么支撑呢？也就是说，大家还是希望听到一体化的声音，不愿意听到更复杂、更多样的东西，不能只允许大狗叫，不允许小狗叫的现象。 当代文学批评真正的问题，我觉得是特别复杂的，个人感觉首先是批评标准的问题。过去我们总体性的理论把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解决，但是今天总体性的理论给彻底瓦解了，我们不可能有一个标准的尺度提供给我们，批评有各种各样的表达方法。就是每一种方式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刊物选择什么样的文章也是批评的尺度之一，批评的方法、立场、价值标准、欣赏，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这也是一种批评的方法。当下我觉得批评方法的多样性，很可能使我们感到为难，但是它不是坏的现象。 这里面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觉得媒体批评相对的就是学院批评。从90年代开始，中国的批评队伍开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90年代以前作协是批评的主力，90年代以后，基本上是学院批评家。1992年提出学院批评的时候，背后隐藏着另外一种意识，就是批评政治介入得太多。但是学院批评逐渐发展过来，特别是文化研究成为批评的一个主要方法之后，阐释变成了主要的了，我们没有价值立场了，一切都在阐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对很多的文学现象需要进行阐释，但是不能没有是非，没有价值观，这个就变成问题了。 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是批评家自身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从90年代以后，我们的政治界、思想界、社会学界、法学界等等，很多重要问题的讨论已经出现了，但是唯独文学没有。文学批评这么长时间之后，我觉得仍然没有社会学界的学者将它深入化，总是不断地倾诉苦难，只是在这个层面上讨论。黑砖窑事件出现之后，这个事件最大的破坏者只读过小学三年级，他招徕的狗和打手，就是对普通的矿工摧残令人发指、惨不忍睹，底层的人为了攫取金钱没有了道德的底线，而一些记者只写到了底层的苦难，这对于生活也好，对于一些现象也好，我们的穿透能力和思考能力，对问题发觉程度还不高。这个究竟是什么问题呢？我也很难说清楚，是你对生活不了解呢？还是我们的思想能力有问题呢？这恐怕都存在。所以有些时候，我面对这些问题总是非常的犹豫，非常的迟疑，这个情况可能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比如说大家谈当代文学的时候，总是看到物欲横流的这一面，我觉得这不是最主要的，我看有一个人写的一个序言，我非常震惊，改变了我对很多作品的看法。他说在日本如果我知道文学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为什么还要那样深入的批判30年代的作家呢？在当下中国和历史环境下，有极大的相似性，我们很多作品为了商业的利益，为了其他的目标，为了其他的动机在写作。任何一个作家讨论的时候，就是在文学不景气的情况下，还有些人在严肃写作，我们说很多看似正确，其实都是废话的评论，所以更多的我们应该去鼓励。如果说能够对批评构成批评的人，能够认真的阅读当下的批评，我个人认为比80年代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了。在学理层面，我认为80年代是激情岁月，完全靠的是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国家的文化目标就是知识分子的文化目标，那个时候大家有一个共鸣，我们站在什么地方很清楚。但是今天我们不清楚了，就是现在的不确定性在今天表达得特别充分。 原载：《文学报》2008-06-1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