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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十年，在禁锢化与人性的解放之间，在欲望化与道德理想之间，在世俗化与崇高精神之间，在日常化与英雄情结之间，在城市化与现代性乡愁之间，文学在苦苦寻觅自己的理想形态和审美精神，这种寻求还将一直继续下去。 这三十年，从物质世界到精神世界到艺术世界，发生了梦幻般的巨变，用翻天覆地，沧海桑田来形容也不为过。就文学来说，这三十年不断受到来自政治意识形态的，经济——市场化的，文化——媒体化、高科技化的影响，它涌动过数不清的作品，口号，现象，思潮和争论，它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在不断转换，文学舞台上的主角也在不停地变幻，充满了曲折、起伏和跌宕。看来，情况已复杂到很难厘清和概括的程度。我们还有没有可能，面对新的历史语境，站在新的立足点上进行一些思考，比如:我们走过了一条怎样的路？三十年来中国文学的基本精神是什么？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互动与关联如何？等等。 在这里，我想仅从“艺术探索精神”和“思想灵魂主线”两个方面，来看一看这三十年文学的精神和变化。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两个方面。 首先，这三十年间，时代环境，社会思潮，价值观念，审美意识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我们的文学虽然有明显缺失，有泡沫，有诸多的不足和不满意，但是整体地看，文学的人文内涵的广度，文学功能的全方位展开，文学的方法、题材、风格、样式的多种多样，汉语叙事潜能的挖掘和发扬，以及生产机制和书写方式的解放，作家队伍构成的丰富层次，特别是第四媒体——网络化带来的冲击，皆与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不管有多少干扰，受多少箝制，我们的文学在这三十年间仍然经历了一个不断解放自己，实现自己和壮大自己的过程，像是从狭窄的河床进入开阔的大江，较前大大成熟了，丰富了，独立了。那么这种局面是怎样形成的？在我看来，有一种精神是很重要的，它或隐或显地始终顽强存在着，那就是相当一批作家批评家，在如何使文学走向自身，回归文学本体，卫护文学的自由和独立的存在上所进行的坚韧努力。这种努力保证了新时期文学在最主要的方面，其人文精神含量和艺术技巧品位达到相应的高度。这里所谓的“文学自身”，可以视为对文学规律和审美精神的一种理想化境界的追求，以及对于文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的肯定。文学在失去轰动效应，甚至走向边缘化的情势下仍然活着，而且仍然不可替代地活着，顽健地活着，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回眸这三十年审美意识的变化，可以用这样几个关键词来表达，它们是:启蒙，先锋，世俗化，日常化。三十年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段，第一时段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这一时段又可分为三个小段:即复苏期、繁荣期和1985年的转折期。这个阶段现实主义的回归，人道主义或人的文学，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成为主线。第二个时段包含了整个九十年代，主要表现为市场化、商品化背景下的以世俗化和大众文化审美趣味扩展的文学。第三个阶段是指新世纪以来至今的文学。这个阶段是全球化、市场化、传媒化、信息化大大改变和影响了文学生产机制的时期，文学出现了许多新的质素和新的特点。 要而言之，这三十年，在禁锢化与人性的解放之间，在欲望化与道德理想之间，在世俗化与崇高精神之间，在日常化与英雄情结之间，在城市化与现代性乡愁之间，文学在苦苦寻觅自己的理想形态和审美精神，这种寻求还将一直继续下去。 第二点是，这三十年，中国文学有没有贯穿性的思想灵魂的主线索？或者说，有没有它的主潮？有人认为无主潮，无主题，我却认为还是存在的。在我看来，寻找人，发现人，肯定人就是贯穿性的主线。这是从哲学精神上来看的。若从文学的感性形态来看，就是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寻找“人”和回答“人是什么”是新时期文学最根本的一个精神向度。 必须看到，“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现实的，打着民族文化烙印的人。笔者在总结新时期文学十年时曾提出新时期文学的主潮是“对民族灵魂的发现和重铸”，认为“这股探索民族灵魂的主线索，绝非笔者的玄想，而是众多作家呼吸领受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浓厚空气，反思我们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焦灼地探求强化民族灵魂的道路的反映”。现在看来，这一归纳适用于对现当代文学的贯通。为什么不说现实主义是贯通性主线，不说人道主义是贯通性主线，不说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是贯通性主线，而说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是贯通性主线呢，乃是因为它不局限于某一种创作方法，也不是哲学理念，而是更贴近作为人学的文学，更科学，也更具长远战略眼光的一种归纳。它是与一百年来中华民族追求伟大民族精神复兴的主题紧密联系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历史地发展着的人性决定，“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这一主线索并不是单一的静止的，它是一条动态的不断发展不断延伸的主线，它从不自觉到自觉，从对国民性的发现到对现代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深沉思考，从较狭窄的视角走向宏阔的文化视野，它将伴随着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而不断地深化下去。 原载：《文学报》2008-12-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