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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大众化的误读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赖大仁 参加讨论

    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鲁迅等思想家就提出了文艺大众化的主张;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中,也曾大力倡导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历史发展,尤其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文化艺术的大众化不断推进,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更充分的满足,大众的文化权益得到更大程度的实现,这显然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同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即当今时代的文艺大众化,究竟应当坚守什么样的价值取向?这是一个值得充分关注和探讨的问题。
    “五四”时期的文艺大众化,其价值取向是与思想启蒙密切相关的。比如鲁迅的文艺大众化主张,显然是着眼于大众思想启蒙和改造国民性,使文艺成为引导国民精神前行的灯火;毛泽东倡导文艺大众化,目的也在于唤起民众,“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改革开放初期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文艺运动,也是与新时期的再次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当进入市场经济和大众消费时代,文艺大众化的价值取向就变得更为多样化了,从那些大众化文艺实践的发展趋向来看,其价值取向方面存在的问题也颇为突出和复杂,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存在一定的价值迷乱。
    不言而喻,文艺大众化,当然需要面向大众和服务大众,充分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过问题在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究竟是什么?以及应该是什么?却是值得进一步追问的。
    在某些人看来,当今消费时代人们的生活目标不过是追求快乐:在物质生活方面追求享乐,而在精神生活方面则追求娱乐。于是,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就被理解为满足人们的娱乐消费需求,而“服务大众”也被具体化为“娱乐大众”。在这种价值导向之下,一个时期以来的文艺大众化,包括某些“大众化写作”、影视节目、网络写作和媒体文章等,也都普遍追求“娱乐化”,只要能吸引人们的眼球,博得众人哈哈一笑,赢得足够的销售量、收视率、点击率等等,似乎也就实现了它的最大价值。而一旦将文艺大众化的价值取向仅仅定位于“娱乐化”,惟“乐”是求,娱乐至上,就有可能导致种种价值偏向:轻则忽视文化娱乐的精神品位,遮蔽和消解文艺应有的多种功能;重则容易由“娱乐大众”滑向“取悦大众”、“迎合大众”,追逐低级趣味,从而陷入文艺低俗化的误区。实际上,当今有些人打着“文艺大众化”的旗号,以满足大众的娱乐消费需求为标榜,以不断扩大销售量、收视率、点击率和参与率等等为策略,背后所追逐的不过是他们自己的种种现实利益。为此,一些所谓“大众化写作”和影视媒体节目,一味迎合消费市场的低俗需求,不择手段地制造“娱乐”效果吸引大众,只要能诱导人们消费,不管是什么题材内容和人物故事,都可以按照“娱乐化”模式加以打造;不论是古代经典还是红色经典,都可以拿来“戏说”、搞笑乃至“恶搞”,反正是“你娱乐我赚钱”,各得其所,何乐不为?只是在这样的“娱乐化”价值导向中,文艺大众化的基本精神却被严重扭曲了。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是文艺大众化,不就是要服务大众、满足大众的需求吗?文艺娱乐化,一方面是群众愿意消费,另一方面又能带来经济效益,有利于经济发展,这有什么不好?况且,消费时代的观念是要把消费者当“上帝”,如今大众就是消费市场的“上帝”,充分适应和满足他们的娱乐消费需求,这又有什么不对?然而在我看来,这恰恰是某些大众化文艺观念的似是而非之处,也是当今文艺大众化在价值取向上容易陷入的误区。
    毫无疑问,文艺大众化的确应当面向大众和服务大众,充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其中也包括大众的娱乐消费需求。也许可以更明确地说,“娱乐大众”本来没有什么不好,它也应当是“服务大众”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这里的问题在于:其一,“娱乐大众”是否需要坚守一定的精神品位和价值底线,是否可以无原则地取悦和迁就大众的娱乐消费需求,是否可以不顾一切迎合消费市场上的低级趣味,作为文艺生产是否可以只遵循“娱乐化”的市场规则而不管精神价值导向,等等,这样的问题其实不言而喻,用不着过多论证。其二,“娱乐大众”是不是当今文艺大众化的惟一功能和价值取向?换言之,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否仅限于娱乐消费需求?在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中,除了娱乐之外,难道就没有精神世界进一步提升与丰富的需要吗?在我看来,当今时代的大众化文艺,除了“娱乐大众”,还有一个“引领大众”的问题,因为文化艺术的功能并不仅仅具有娱乐消费的功能,同时还具有精神引领的功能——究竟将大众的精神境界往健康向上还是低级趣味的方向导引,这并非一个可以忽略不顾的问题。
    从人类的文明发展进程来看,在物质文明不断发展的同时,精神文明也总是需要不断建设,从而对人们的精神生活起到积极的引领作用。之所以需要这种引领,是因为人性本身是复杂的。恩格斯曾说过,人从动物进化而来的事实表明,在人身上总是保留着一定的动物性,区别只在于保留得多一些还是少一些而已。换言之,在现实的人身上,既存在人性的优点,也存在人性的缺点或动物性。而人类进化不断走向文明进步的过程,正是不断超越动物性和克服人性的缺点,从而实现人性提升与优化的过程。通常所谓教育“育”人、文化“化”人,所体现的正是这种基本功能。因此任何进步文化,总是着眼于将人性以及人们的精神境界不断引向升华,引向健康、健全与全面丰富。而那些低级趣味、品格低下的文化,则往往刺激人的本能欲望,扩张人性的缺点,将人性向动物性导引下滑。倘若任凭这样的文化泛滥,刺激人的动物性不断膨胀,有些人甚至可以变得人性泯灭、禽兽不如。其实这样的道理谁都明白,只不过一些人在眼前利益的驱动下,揣着明白装糊涂,有的甚至专门瞄准人性的缺点和弱点赚钱,将起码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良知置之不顾,这理应受到社会的谴责和抵制。
    总之,面向大众、服务大众,仍然是当今文艺大众化应当坚持的方向,但它的价值取向不能仅仅是娱乐大众,更不能容忍用抽空了审美精神的低俗化娱乐去取悦大众;往更积极的方面说,还应当倡导用健康向上的精神价值引领大众。而问题只在于,如何将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与健康向上的精神价值“引领”更好地结合起来,在娱乐中注入审美理想,真正实现“寓教于乐”,这是当今时代文艺大众化需要着力探索的现实课题。
    原载:《人民日报》(2009年4月30日16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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