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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中国社会转型期产生的震荡远比西方现代社会转型时剧烈和复杂，知识分子的分化、分歧和各自的内心冲突是在这一“中国问题”中产生的。而这应当成为促进散文文体发展的力量，是散文写作中思想、精神和情感的本源，但恰恰在这些方面散文采取了回避和掩饰的姿态。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两种文学文体表现出较轻率的态度，这就是散文和长篇小说数量的膨胀。相对而言，也许散文不是文学的主要文体，关于散文写作的批评则是零散和宽松的，而且现在越来越缺少专业的散文批评家，哪怕是给散文一定关注的批评家。 在整体上，近些年的散文写作缺少与读者、现实的对话关系，而写作者疏于和自己的心灵对话更是一个普遍现象。在这一松散状态下，散文不乏优秀之作，文体有嬗变，技巧更成熟，但疲软之态始终未变。散文的“边缘性”是相对于文体的边界而言，并非指其价值，但目前散文的走势则令人担忧。90年代以后，文化大散文的出现曾给散文写作带来新的可能和自信，也召唤了众多曾游离于散文的读者。除此而外，一些体现知识分子精神的思想文化随笔也在众声喧哗中发出独特的声音，这类写作可视为书写知识分子思想与情感的方式，而这些作者多数都是非职业散文家。一批类似文化大散文的文体和写作者也随之出现，媒体和出版界乘机而上，由此共造了散文写作繁荣的幻影。在文化大散文逐渐定于一尊并不可避免地式微时，散文写作的虚假影响也为人识破。这一危机的出现，不仅反映了散文的艺术问题，亦暴露了散文写作者的精神局限，而这两者都与散文写作无法传承现代散文精神、主动探索汉语写作新的可能、积极应对转型期的思想危机等密切相关。在意识不到这些问题时，散文写作的难度一开始就被消解了，而一种没有难度的写作必定会颠覆这一文体的尊严，也妨碍这一文体的创新境界。 在文学的现实语境和市场、媒介、大众、俗世等更为贴近时，许多人把这个时代指为“散文时代”。其实这里的“散文”以及和它相对应的“诗”或者“史诗”并非一种文体，而只是一种比喻。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出“从史诗时代到散文时代”这一命题，形象地揭示了社会从古典到现代的转换。在我看来，中国社会转型期产生的震荡远比西方现代社会转型时剧烈和复杂，知识分子的分化、分歧和各自的内心冲突是在这一“中国问题”中产生的。而这应当成为促进散文文体发展的力量，是散文写作中思想、精神和情感的本源，但恰恰在这些方面散文采取了回避和掩饰的姿态。 当然，我们也不妨说现在确是个可期的“散文时代”，这个“散文”不是比喻而是文体。鲁迅曾认为五四时期散文小品的成就在其他文体之上；周作人在1930年给沈启无《近代散文抄》作序时，也强调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源头，它的兴盛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郁达夫在《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的“导言”中，更强调散文的个性，注重散文和现实社会的互动。他说：“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以这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更以打破了械梏之后的文字为体用，现代的散文就滋长起来了”。可以说，现代散文的发展一直根植于社会现实，而且始终对公共领域的思想问题保持敏锐的视角和言说的力量。我一直以为，周作人和郁达夫的这些论述既揭示了现代散文发生的动因，也阐释了散文的本体性所在，由此我们对文体意义上的“散文时代”以及“散文时代”中散文何为，该有坚定的看法。事实上，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那一代散文家在思想、个人的发现与文字诸方面都显示了他们的高度和难度。朱自清在《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中说过：“但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实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理解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漫衍日新月异。有中国的名士风，有外国的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屈，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表现上是如此。”这就是“散文时代”的面貌和散文写作者的作为。以此为参照就不难发现，当下的散文写作何以离“散文”越来越远。 90年代以来散文写作的再度兴起，在本质上源于当代汉语写作的危机和汉语写作中的思想危机。在经历了1985年前后“新时期文学”的辉煌之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汉语写作不仅身陷危机四伏的语境，汉语写作者自身的困境也在此语境中呈现出来，这一困境比以往更为深刻与复杂。在这一背景中，任何一种文体的成绩都与突破这一危机有关，无论是好的小说还是好的散文与诗歌。与虚构的文学样式相比，散文更直截表达了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审美观”，用语言的形式反映或表现了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如何表现、批评、理解，如何成为名士、绅士、隐士、叛徒，如何描写、讽刺、委屈、缜密、劲健、绮丽、洗炼、流动，都是“散文时代”中的散文作为。但正是在这些方面，我们不无失望。在此意义上说，众多散文写作者并未真正理解“何为散文”以及“散文何为”？ 散文的危机并非因为它日益增强的边缘性和公共化，究竟有多少人写散文、散文的边界有多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写作者是否真正理解散文的要素，并具备写散文的品质。当下的散文在精神上缺少与现实的对应关系，现实的生动、丰富、复杂也在散文中消失，作者的世界观和思想底线更在一些散文中荡然无存。一个散文作者显然要有穿透现实的思想能力，保持知识分子的思想气度。为什么一些散文的文字漂亮甚至有些动人，但最终却不能进入读者心里？散文写作者若无独立的思想，他那些漂亮的文体又怎能不是空洞的符号？ 我们的现实处境和困境是什么？人类的命运、生存意义和精神家园何在？这都是具有普遍性的主题。因此，散文可以回到历史、乡土、童年，但所有的往回走和往后看都应是精神的重建而不是精神的消费。我赞成包括文化大散文在内的写作对历史叙事的运用，历史叙事有必要探究文化、生命、人性的种种形态，打开中国知识分子尘封的心灵之门和与之相关的种种枷锁；但历史的所有询问其实只是探究我们精神来龙去脉的一种方式，历史叙事同时应是写作者关于自我灵魂的拷问、生命历史的考证和精神家园的构建。相对而言，散文与自然和生态的关系日渐疏离，与自然和生态对话的散文也越来越少，作家在面对自然时已越来越不敏感，越来越陌生，越来越难以抵达自然的怀抱。我们的身体与语言文字长久没有阳光雨露的照射和滋润了。而所有的这些都表明，人的思想、精神、胸襟、情怀、格调等在逐渐从散文中退出，散文已没了名士、绅士、隐士和叛徒，当然也就失去了散文的精神。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5-5 (责任编辑：admin) |